【我要印】明崇禎刊本《夢林玄解》是一部講如何圓夢的書，但讓它出名的，卻是書里有一條與“銅版印刷”有關的材料，引起科技史研究者的注意。很多學者都有所論述，希望能通過這條記載，證明在北宋時期我國就發明了雕刻銅版或銅活字版印刷，特別是后者。

　　《夢林玄解》中收有一篇署名北宋人孫奭的文章，是給一本叫《圓夢密策》的書作的序，里面說：“丙子春二月，偶經蘭溪道上，遇一羽衣……因出其書八卷，稽首授愚，辭舟而去……用不敢私，鐫金刷楮，敬公四海。”說的是他從一名道士手中得到此書，將之印刷出版。“鐫金刷楮”，從字面看包含雕刻金屬版和刷印成書兩個過程，因此多數研究者認為實有其事。他們的觀點分歧主要在“鐫金”是雕刻銅版還是刻銅活字上。但也有不同意見，如版本學家李致中就認為，鑄造或刻制銅版造價高，難度大，一部圓夢之書不值得“鐫金刷楮”，因此這只是一種說法而已。

　　《圓夢密策》序文所署時間為景祐三年（1036），而孫奭卒于此前的明道二年（1033），明顯屬于偽托，這一點早經前人指出。但近年仍有人按照孫奭的經歷來考證此事，所得結果可想而知。另一方面，雖然此序與孫奭無關，但只要是宋人的文章，無論作者是誰，總反映出當時有“鐫金刷楮”的說法，這一說法又與中國印刷史研究有重大關系，所以也無法棄之不顧，應該解釋清楚它的真實含義。

　　我們仍想借重一些貨幣史知識。

　　如果把印鈔納入印刷史研究范疇，宋代使用銅版印刷是不爭的事實。從文獻記載中，人們知道銅鈔版是鑄造的。近幾十年出土的金、元鈔版也提供了旁證。但當時有沒有雕刻的銅版呢？因為“鐫金刷楮”的“鐫”，意思明明白白，就是雕刻。

　　北宋時使用青銅。可鑄造是銅的特性，鑄造也成為加工銅器的基本技術。在我國悠久的青銅文化中，從商周到明清，青銅器上的花紋文字，無論多寡，絕大多數都是鑄造的，例如先秦青銅器上的銘文，永樂大鐘上的佛經，包括最常見的歷代古錢，上面的文字均由鑄造而成。另一方面，青銅也是古代最堅硬的物質之一，難于雕刻。從唐至清，鑄錢使用翻砂鑄造法，需要先雕刻樣錢、母錢，再加翻鑄，大量鑄造銅錢。在明代，《天工開物》記載“凡鑄錢……以母錢百文（用錫雕成），或字或背布置其上”。更早的宋代，史書中說鑄錢時要“降錢式及錫母于鑄錢之路”。前幾年在四川等地還出土過北宋的木質錢，經錢幣學家鑒定為雕刻母錢。從考古報告看，可靠的明嘉靖以前的樣錢、雕母均非銅質。樣錢舍銅用錫、用木，主因是銅質堅硬，無法隨心所欲地雕刻。我們看到有些出土的青銅器上偶爾有非鑄造的文字，均簡陋已甚，與鑄字之精美不可同日而語。例如杭州西湖曾出土數枚元代“昏爛鈔印”，正面印文是鑄造的，清晰美觀；背面所屬官府名稱和年號為刻寫的，可以說七扭八歪。同一枚印上，二者形成鮮明對比。在青銅上刻字，實屬不得已而為之。

　　在包括宋代在內的很長時期內，鑄錢擁有鑄造業的最高技術和金屬知識。當時的樣錢尚不能用銅雕刻，其他可知。因此在宋代，無論是雕刻銅版還是雕刻銅活字，從技術上都難以實現，在現實中也難以存在。“鐫金刷楮”最大的可能，就是像李致中先生說的那樣，只是一種說法而已。那么，這個說法又從何而來呢？

　　原來，早從漢魏開始，文人們就在詩賦中把皇家和仙家文字尊崇為“金簡玉字”，認為它們刻鏤在金玉之上。到后來，鏤金刻玉等意思就成為稱頌道教典籍和道士文章的諛詞。這可以舉出大量語例。僅就“金”來說，如唐玄宗《賜道士鄧紫陽》詩“下傳金版術，上刻玉清書”，王維《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詩序“金簡玉字，傳道經于絕域之人”，宋徐積《題紫極宮》詩“玉笈著書金簡重，碧牌題字紫垣高”，《云笈七簽》“鏤之金版，秘于蘭臺”，等等；贊頌的都是道書在世間的流傳。

　　《夢林玄解》所引序文既然說《圓夢密策》乃道士（羽衣）所作，自是道書無疑，在談到該書的印刷發行時，順便用上一個典故，把“雕版”美言為“鐫金”，是古文的慣常做法，實無深意。我們在讀的時候，沒必要一定把“鐫金”二字落實為雕刻銅版或雕刻銅活字，實際上也是無法落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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