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P114】訊：綠色應是一種新的“全球宗教”——在距離南亞島國馬爾代夫幾百海里的南中國小城，博鰲亞洲論壇青年領袖，《21世紀經濟報道》創辦人、主編劉洲偉言語堅定。

　　因為“全球化應是守望相助，而不是以鄰為壑”。在他看來，人類對可持續的美好生活的信念與夢想中，并不包括這樣的情景——馬爾代夫的居民無助地看著家園將被淹沒，而淹沒的原因是以碳基能源為基礎的全球重化工業文明所致。
　
　　這正合了2010年博鰲亞洲論壇的主題，發展低碳經濟，實現綠色復蘇，這可看做中國和亞洲各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實際選擇。4月9日，劉洲偉在青年領袖圓桌會議上和與會的其他代表，就此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他認為，低碳是一種真實的價值觀，一種社會正義。而對中國而言，在全球都被迫調整傳統的產業、金融、政治社會形態時，綠色更是中國乃至亞洲實現彎道超車的歷史性機會。

　　作為中國財經媒體的領軍者，劉洲偉認為，“無紙化”的新媒體未必就比以報紙為代表的傳統媒體更環保，更“綠色”。“新媒體和傳統媒體應該尋求共生發展，這才是危機后，亞洲媒體業希望所在。”他說。

　　綠色應是新的“全球宗教”

　　《21世紀》：發展低碳經濟，實現綠色發展，已經成為全球共識。這屆博鰲亞洲論壇也把“綠色復蘇”看做亞洲未來可持續發展的實際選擇。請問你怎么理解低碳經濟對人類社會的意義？

　　劉洲偉：低碳是一種真實的價值觀，一種社會正義，代表人類對可持續的美好生活的信念與夢想。

　　全球化應是守望相助，而不是以鄰為壑。人類社會不應為達爾文主義所支配。綠色應是一種新的“全球宗教”，其形成有點像湯因比的“危機—反應”機制。這意味著，再想過去那么發展，那么玩，已經玩不下去了。雖然這已是全球共識，但還不夠。共識雖有，但無法約束、指揮人們的行動。

　　《21世紀》：在你看來，實現“綠色復蘇”的必要條件是什么？

　　劉洲偉：綠色復蘇要有方法論，這是關鍵。它離不開政策、技術與金融三位一體的合作。中國政府已經承諾，中國2020年的碳排放強度將在2005年基礎上減少40%-45%。這是政策原則。要實現這一目標，還需要太陽能、風能、核能、信息技術等新技術的發展。更重要的是，金融與資本的支撐，比如赤道原則、碳匯、CDM機制、證券化等等。

　　《21世紀》：在全球性金融危機潮退時分，選擇“綠色復蘇”道路，對中國和亞洲有什么特殊意義？

劉洲偉：綠色是中國乃至亞洲的歷史性機會。全球都被迫調整傳統的產業、金融、政治乃至社會形態。這種調整中，我們很有機會進行彎道超車，這樣東西方就能在同水平上發展了。

　　新老媒體將會共生

　　《21世紀》：隨著新媒體的飛速發展，一種說法也逐漸擴散開來——即和報紙等傳統媒體相比，互聯網等新媒體更環保，更綠色。因此，不少人呼吁傳統媒體行業“去紙化”。你怎么理解傳統媒體如何順應綠色大潮？

　　劉洲偉：現在很多人，尤其是互聯網從業者認為，以造紙和印刷術為基礎的報紙行業相較互聯網等新媒體更不環保。

　　其實，我們未必能這么下定論。造紙行業的很多原料已經不再來自原始森林，而是速生林。相反，信息產業的建構依賴大量的塑料、硅芯片和電能，從各個環節看都不那么環保，例如硅芯片制造的蝕刻環節，需要利用劇毒物質；而中國的電力大多來自碳排放量很高的火電。

　　我們現在缺乏計量經濟學的方法，缺乏翔實的數據支持，因此常常可能會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結論。

　　《21世紀》：未來傳統媒體和新媒體會形成怎樣一種關系呢？

　　劉洲偉：移動互聯網等新技術的擴散，為人們對信息和服務的需求提供了更好的選擇，但這并不意味著新聞紙的迅速消失。

　　人們有各不相同的閱讀習慣，各種類型的新聞產品對介質的需求也是不同的，這需要市場實踐的檢驗。我覺得，新聞紙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會保留。當然，它的成長性比以手機和移動互聯網為基礎的新媒體要慢，因為后者畢竟是新生事物。

　　此外，從新聞本身的公信力角度來看，大家對互聯網上信息的可信度普遍存疑。當然，網上信息創造產生了部分真實可信、有價值的東西，但“互聯網怎么怎么說”，常常會成為“謠傳”的代言詞。因此互聯網也給信息消費者帶來了很大的困擾。

　　而傳統新聞行業有一整套嚴格的訓練體系，包括職業道德訓練體系和專業技術訓練體系。它建立起一個有信譽的新聞機制。現在的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還有待形成這樣一個機制。

　　因此，傳統媒體和新媒體是一個共生關系。這種共生關系來自社會分工。新聞業是有門檻的，需要大量懂得行業規范、具有一定專業技術的從業人員。

　　有一種說法是，借助新媒體平臺，人們能夠自己制造并消費新聞，變得“自媒體化”。但“自媒體化”必然意味著重新分工，只有分工才能變得專業，這也是亞當·斯密在《原富論》的精髓所在。

　　《21世紀》：亞洲媒體未來發展的突破點，是否就在于這種共生關系的發展？

　　劉洲偉：是的。傳統媒體需要積極探索IPhone、IPad等新介質的規律，積極參與新的分工。現在新聞業的革命是由介質革命引起的。后者誘發了傳播規律和商業模式的變化。如果傳統媒體不去研究它、適應它、擁抱它，就是抱殘守缺了。

　　當然，傳統媒體原有的寶貴傳統，比如公眾或分眾的信賴感，還是不能丟的。與此相應的，新媒體也需要在自我反省中確立自己的公信力。

　　《21世紀》：中國財經媒體的發展是由具有新聞理想的從業者推動的，他們更重視推動經濟、政治制度現代化。但新媒體的挑戰，讓商業模式發生變化，很多人覺得傳統財經媒體應該轉型為信息生產供應商。這樣的變化，會不會動搖媒體的價值觀取向？

　　劉洲偉：凡事都有兩面性。我們在實踐自己價值觀的時候，必然要受各種條件的約束。商業化的媒體固然有缺陷，但我們經過長期實踐發現，市場化的媒體比完全意義上的機關報更能滿足人們對新聞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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