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P114】訊：數字出版是大勢所趨，這是業(yè)界人士的共識。在國外，數字產品的收入在出版機構的整體收入中占據了越來越高的比重，如著名的出版與傳媒機構，英國培生集團今年上半年數字產品收入占比達到33%，去年底占比為29%。在國內，根據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發(fā)布的《2010—2011年中國數字出版年度報告》，2010年數字出版產業(yè)總體收入達到1051億元，是2006年的5倍，年增速為49.73%。數字出版發(fā)展迅猛，但是現在面臨的阻礙因素不少，是否能突破這些障礙，將是數字出版業(yè)未來能否健康發(fā)展的關鍵。
　　
　　IT時報記者錢立富郝俊慧
　　
　　1、侵權盜版最大的毒瘤
　　
　　在一些出版界人士和作家看來，目前數字出版的進程中，版權問題是最大的制約因素。版權保護和數字出版產業(yè)發(fā)展是相輔相成的關系，離開了版權保護，數字出版產業(yè)無法健康發(fā)展。
　　
　　沒有版權沒有未來
　　
　　嚴格意義上來說，目前我國的數字出版業(yè)并不如數字顯示的那樣美好。“通常我們所說的數字出版應該以數字圖書、報紙、期刊為主，而這樣的數字出版產值很小”，文著協常務副總干事張洪波對《IT時報》記者表示。記者注意到，在1051億元的產值中，網絡游戲為323.7億，互聯網廣告為321.2億，占據大頭，而電子書、數字期刊、數字報紙三者的收入總和僅為38.29億，占整體收入的比例僅為3.6%。
　　
　　“很多數字出版企業(yè)是在刀鋒上跳舞，這種建立在沙灘上的數字出版基礎很薄弱”，張洪波表示，沒有完善的版權保護機制，國內的數字出版很難做大。他稱，現在數字出版中的版權侵權問題比較普遍，侵權人違法成本低而受益大，權利人維權成本高，法院判賠標準過低，導致數字出版版權侵權糾紛不斷，類似百度文庫的大規(guī)模侵權是對產業(yè)界的不正當競爭和市場秩序的破壞。
　　
　　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院長郝振省此前也表示，目前數字期刊、網絡原創(chuàng)文學、電子書等許多數字出版業(yè)務都面臨版權問題，而現階段數字出版的版權保護機制(包括技術手段、授權模式和保護體系等)的建立尚不完善。他認為，信息技術的快速發(fā)展讓數字出版侵權案件面臨取證難、認定難、維權成本高等問題。版權問題已成為阻礙數字出版發(fā)展的巨大瓶頸，缺乏可靠的版權保護機制，將阻礙數字出版產業(yè)健康發(fā)展。
　　
　　告不倒的百度、蘋果
　　
　　近年來，國內版權人在維護自己的權益上動作頻頻，但是效果并不明顯。
　　
　　去年底一場大規(guī)模的討伐百度行動掀起，盛大文學、文著協、磨鐵圖書發(fā)表了聯合聲明，稱將與百度文庫的侵權盜版行為斗爭到底。接著今年3.15期間，韓寒、賈平凹等50名作家第一次攜起手來，怒斥百度是“史上最大侵權盜版商”。之后，雙方之間進行了談判，百度方面承諾刪除百度文庫內未授權作品。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作家們又發(fā)現盜版作品重新出現在百度文庫內。今年7月，作家維權聯盟成立，矛頭不僅指向百度，也指向了蘋果公司。
　　
　　在作家當中，湖南作家朱金泰有些“另類”，他沒有和其他版權人聯手，而是一個人走在維權路上。“版權問題不解決，不僅傷害作家的利益，對于數字圖書乃至整個數字出版業(yè)都是極大的傷害，僅僅抗議是不行的，必須要采取行動”。因為發(fā)現自己的作品《趕尸筆記》在百度文庫中出現大量盜版，今年初朱金泰委托律師將百度告上法庭，4月他獲賠2萬元。“但我沒想到的是，之后百度文庫中又有了我的作品，這不是欺負人嗎”，朱金泰對記者說道。于是他委托律師再次向百度發(fā)去律師函，并且向北京市版權部門進行了申訴，“他們查過后，說沒看到盜版作品”。朱金泰的代理律師孫相元對記者表示，他下周將去北京起訴百度。實際上，他這次去北京不僅僅為朱金泰維權，“除了朱金泰的《趕尸筆記》，還有作家唐達天的作品《后臺》，以及一本計算機類書籍，總共索賠金額大概10萬元左右。”除了告百度，孫相元這次還要告蘋果公司，因為APPStore上也出現了《趕尸筆記》的盜版作品。
　　
　　“現在版權人維權真的很艱難，效果不明顯。不解決版權問題，數字出版沒有出路，作家們會感到很恐懼”，朱金泰說道。感嘆維權難的不僅是他，還有《作家3.15討伐百度檄文》的起草者、作家維權聯盟成員慕容雪村，他稱深知維權道路的艱難，“無論是百度還是蘋果，與兩者打官司都不會是件容易的事情。”
　　
　　2、法律法規(guī)保護數字版權力度不夠
　　
　　版權問題再難，也要解決，否則國內的數字出版無法健康發(fā)展。但是如何解決版權問題？關鍵還是要健全數字出版方面的法律法規(guī)，大幅提升違規(guī)侵權的成本。
　　
　　“侵權違規(guī)成本低，版權人獲賠少，所以現在很多權利人即使被侵權了也不愿意去打官司”，朱金泰說道。
　　
　　律師孫相元對記者表示，現在法院在處理版權官司時，主要依據的是2001年修訂的《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主要內容是“侵權人應當按照權利人的實際損失給予賠償；實際損失難以計算的，可以按照侵權人的違法所得給予賠償。權利人的實際損失或者侵權人的違法所得不能確定的，由法院根據侵權行為的情節(jié)，判決給予五十萬元以下的賠償。”“50萬元的上限處罰實際上并不重，跟國外的處罰力度沒法比。”孫相元說道。
　　
　　張洪波也認為目前我國對盜版侵權的賠償標準過低，他談到，西方國家對盜版的判決可能會使企業(yè)破產，國內現行《著作權法》卻做不到。目前的《著作權法》規(guī)定權利人可以舉證自己的實際損失，如果自己的實際損失無法證明的話，對方要提供非法所得，兩項無法證明的話就則法官自由裁定，判賠最高達到50萬元，50萬元是不足以達到遏制和打擊盜版的作用的。
　　
　　即使50萬元的上限不算高，參考以往的案例，依然很少見到版權侵權企業(yè)被判罰50萬元。“在權利人利益受損和侵權人受益多少無法具體衡量的情況下，法官自由裁定。對權利人的賠償一般是按照稿費標準來計算的，比如說千字30元，一本30萬字的作品獲賠只有1萬元。”孫相元說道。另外，因為訴訟額越大，訴訟費也越高，這使得很多權利人“不愿意”索賠過高，“索賠額為4萬元，就要交800元的訴訟費。不像桑蘭在美國訴訟，索賠18億美元，訴訟費也不高”，孫相元說道。
　　
　　張洪波建議在修訂后的《著作權法》中規(guī)定最低賠償數額，而不設上限，這樣才更能激發(fā)權利人的維權積極性。實際上，近年來出版界對修改《著作權法》的呼聲相當大，今年兩會期間多名代表委員提出意見，建議對于賠償數額要設立一個起點，建議起點定于2萬-5萬之間，并建議增加“懲罰性賠償條款”。
　　
　　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傳播學系老師肖洋認為，在我國對紙質產品的稿費有統(tǒng)一的付費標準，但是對網上轉載的海量信息資源卻沒有制定統(tǒng)一的標準，這不利于數字版權保護，應盡快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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