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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是打開“羅氏藏書”大門的鑰匙

2013-05-17 11:04 來源：文匯報責編：錢瑩

摘要：: 瑞典藏書家羅聞達，72歲的他愛書，愛研究書，近30年來不斷搜羅西文漢學書籍。2010年，這一世界上最大的私人漢學收藏落戶上海。羅聞達說，在中國能讓真正愿意研究這批書的人讀到，是這些書最好的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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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P114】訊：瑞典藏書家羅聞達，72歲的他愛書，愛研究書，近30年來不斷搜羅西文漢學書籍。2010年，這一世界上最大的私人漢學收藏落戶上海。羅聞達說，在中國能讓真正愿意研究這批書的人讀到，是這些書最好的歸宿。

　　是書商，也是文本批評家

　　文匯報：愛書人有很多種，好多人坐擁書城，但并不是人人都會挑剔圖書的版本、對其來源感興趣。您是一個怎樣的藏書家呢？

　　羅聞達：我想引用清代學者洪亮吉的分類，他將藏書家分為五類：愛書人、集書狂、研究工作者、文本批評家和書商（編注：洪亮吉《北江詩話》中為考訂家、校讎家、收藏家、賞鑒家和掠販家）。愛書人（bibliophi l e）也通常收藏書，同有收藏癖的集書狂（bibliomani a）之間的分野并不固定；為了研究而收集書的人，希望想讀的書能信手翻閱到。而文本批評家則是致力于文獻目錄編撰、研究文本的物質形式如何影響其傳播的，其中涉及為重建成書的物質過程而做的一系列歷史調查：如考證某本書的印制者和出版者；確定一本書的成書日期；甄別同版本的不同變異狀態等等。此外，還包括更廣泛的歷史課題，如關于印刷的歷史地理學、圖書發行系統、版權、審查制度、作家身份、接受學等，還有關于印刷術、紙張、裝訂及圖書藝術等技術方面的專題。

　　我個人有幸躋身于洪亮吉分類中的兩類藏書家之列，既是一個書商，而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個文本批評家。

　　文匯報：因此，您編撰的藏書目錄《從西文印本書籍（1477-1877）看中西關系、中國觀、文化影響和漢學發展》，是您作為一個文本批評家的成果？

　　羅聞達：這些圖書資料對于中歐關系（后來也包括中美關系）、西方的中國觀、中國文化的相互影響、西方親華和仇華的觀念，以及長達四個世紀的西方漢學的發展、西方對中國不同地區的民族和語言知識的增長等等主題，都很有啟示說明作用。而我對這種啟示性作用頗有興趣。

　　隨著我的收藏逐漸增加，我的同事馮德保也參與了這個項目，后來我們決定要在中國為這些收藏找到一個合適的歸宿。我承擔了編著本收藏的說明性目錄的任務。2008年，兩卷本目錄出版，去年補編本也出版了，它們可以看作是打開本收藏大門的鑰匙。

　　文匯報：您所藏圖書的印制起訖時間是1477至1877年，為什么是這樣兩個時間點呢？

　　羅聞達：因為1477年是歐洲印刷和中國有關的書籍的開始——《馬可·波羅游記》的首版印制就是在這一年，從這時起，更多西方人開始認識中國，當然此前也有來自商人的零星口傳。而1877年是費迪南德·馮·李希霍芬出版《中國——親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為根據的研究》第一卷的年份，這是中國地理和地質學的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以這一年為止是因為此后的事情就更加復雜了，隨著大眾媒體的興起，出現了成千上萬的出版物，我就在這里打住了。

　　文匯報：您所搜集的圖書涉及好多語言和知識領域。這些書您都能讀嗎？

　　羅聞達：除了波蘭語、俄語，大多數歐洲語言都能讀，因為都挺相似的。不過，有時候背景知識更重要，否則即便讀懂這些信息也沒有意義。我也不想假裝說我很擅長于此。我跟那些擅長某個領域的專家工作性質多少有點不一樣，我不可能對那么多不同的學科，如哲學、宗教、經濟、農業等等都很在行。我是想找到這些材料，然后把它們給其他人用，學者們看了這些藏書以后可能會形成自己的想法。

　　另外，在我做的目錄里，我會盡可能解釋這些書在說些什么、對其版本做出說明，我自己覺得有趣的地方，還會寫得非常長。如果一個學者剛開始研究某個題目，也許會不知道應該往哪兒找資料。所以目錄和提要很重要。這就是我20多年來的工作，我很高興做這項工作，雖然我也沒想到會做那么長時間。

　　研究西方人的中國觀，要認識到整個圖景的復雜性

　　文匯報：我們知道您正在寫作一篇論文，關于西方人的中國觀的歷史。您現在開始自己的研究了？

　　羅聞達：我在找書的過程中讀了不少參考書。在當了那么久的書商以后，在那么忙著買書賣書以后，我意識到自己卻并沒有很多時間來讀書、做簡短的討論。現在是時候了吧。

　　文匯報：您在這篇論文的草稿中對西方人的中國觀這一主題所涉及的材料，做了詳細的分類。在印刷品如圖書之外，還有哪些也同樣值得關注？

　　羅聞達：印刷品在圖書之外還包括雜志、宣傳冊等等，還有訪問過中國或在東南亞等地同中國人有所接觸的傳教士、商人、海員、旅行家、外交和行政官員所寫所述的一手材料，各種字典、漢學家的學術文章、譯成西文的中國經典和小說，同17世紀“禮儀之爭”有關的材料，博物館和展覽里對中國的介紹，對來自中國的商品如茶葉、絲綢、瓷器等的廣告介紹，以及對來到美國和澳洲的中國移民、到訪歐洲的中國人所作的文件記錄等等。在印刷品這個大類之外，還應該考察的包括表現中國物品的銅版、平版和鋼版畫以及19世紀中葉開始出現的照片，未刊的游記、通信，19世紀中葉前特別流行的中國風（chinoi seri e）物品，各類展覽、博物館以及私人收藏的中國物品，乃至口口相傳的故事。

　　此外，書籍等人造物品的流傳，包括版本、印數、讀者群，乃至參觀展覽、參觀中國式樣的花園的人數等等，也都應該納入我們對這一主題的考察。例如，像《馬可·波羅游記》，相繼被譯成拉丁語、意大利語、葡萄牙語、西班牙語、法語等，重印至少16次，《曼德維爾游記》重印13次，這其中跨時漫長的傳播過程值得研究。因為這些中世紀流傳下來的印象，在17世紀受到耶穌會士和海員帶回來的新信息的“挑戰”，這一“競爭”更會導致在歐洲不同地區的人的心目中，中國的形象是很不一樣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傳教士和海員帶回的這些新信息此后以非常緩慢的速度進入歷史教科書。

　　對于這一主題可能涉及哪些材料，有很多參考書可以對我們有所啟發。然后我們就要祈求歷史女神的助力，梳理成一篇有趣又有價值的歷史論述了。當然這一定是個浩大工程，現在可以先從小的專題研究開始。

　　文匯報：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是否也讀過不少其他學者對西方人的中國觀這個題目的論述？

　　羅聞達：我花了不少時間讀參考書，很多都非常有啟發。但我也看到，很多歷史學家都把西方對中國的印象簡單化，對作家的處理也是非黑即白，但實際上很多寫作者的看法都處在灰色地帶。好多學者只是把中國當作論據，以此來適應、論證自己認可的政治史、經濟史的觀點，這不是一個科學的態度。我還看到有好多人急著想要出論文——還沒研究得很到位，就想得出一些簡單的結論。這么做當然很有誘惑力，特別是在美國，他們寫歐洲人對中國的印象這個題目，就只是把范圍框定在英國出版的書里，或者僅只在法國、意大利出版的書里。他們假裝在討論整個歐洲的情況，但其實瑞典、俄羅斯這些地方并不在他們的視野中。要知道，在歐洲部分國家得出的結論，用在另外部分國家也許就不靠譜了。而整個圖景，要比很多美國學者認為的復雜得多。他們會有很多“先見之明”，卻沒有證據。

　　鴉片戰爭以后，西方人可以去到中國的很多地方。但在鴉片戰爭前很長一段時間里，廣州是惟一的通商口岸，所以西方人一開始看中國的視角是很有限的。廣州以外廣闊的中國大地，許多耶穌會士和商人從來沒有去過，因此他們也只是寫自己在廣州的活動，而他們的生活圈子很小，與中國人也并不親近。

　　而且，也很少有中國人到過歐洲，但歐洲人在其他地方卻可以接觸到中國人，比如巴達維亞（Batavi a，現印尼雅加達）和暹羅（泰國）。很多中國人住在巴達維亞，一開始與當地人也就是現在的印尼人做生意，后來也與西方人做生意。所以如果談論西方人對中國和中國人的看法，也應該基于在巴達維亞的西方人的觀點，而不僅僅是在中國的西方人的觀點——如果要認真研究歐洲人對中國和中國人的觀念，就應該翻閱過我這個目錄里提到的書，但是好多學者就好像忘記了有這些書存在似的。

　　文匯報：是不是有一種說法，在啟蒙運動時期的法國，不少思想家受到中國的影響，認為相對于他們自己的貴族制度，中國的科舉制度是選賢舉能的好制度。他們是否確實有把中國當作開明專制的模范的這種想法呢？

　　羅聞達：不能那么簡單地說，整個圖景是很復雜的。很多當時的法國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對中國并不十分了解，但他們覺得這些信息同他們自己對歐洲的想法有契合之處，所以他們用自己對中國的看法——也不管是對是錯——來說服歐洲人。

　　對中國的崇拜，據歷史學家唐納德·拉赫（DonaldF.Lach）說最早可見于1597年首版、1599年更名為《中國史》（Istori a del l a Chi na）的路德維克·阿里瓦本尼（Lodovi coArri vabene）的著作，后來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們對中國的尊敬就是從這里來的。

　　有些人認為中國的制度很好，必須注意的是，這種認識也并不是正確的認識，像伏爾泰、以及有“歐洲的孔夫子”之稱的法國重農主義經濟學家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 sQuesnay）對中國的評價就很正面。有些是負面的，如笛福（見目錄第546條），孟德斯鳩（第445條），赫爾德（第1681條），還有黑格爾（第1742條）。黑格爾對中國幾乎不了解，都是從其他人那里讀來的，但他認為中國只是文明演進中一個不成熟的階段。18世紀末，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中國是一個靜止、停滯的國度，無事發生，也不會改變——當時在歐洲已經有了“發展”和“進步”的思想，即認為所有事物都可以一天一天越變越好，這同當時有很多科學發現、技術革新與經濟發展也有關系，相信“進步”已經成為非常流行的觀念了。相形之下，中國在他們看來就過于穩定態了。

　　還有關于種族的研究。大多數西方人對中國人所知不多，但也能說出點眉目。然而這只是一方面。后來，國家卷入戰爭，就會把交戰國塑造成一個負面的形象，來說服本國國民舉戰是正義的事情。可以看出英國因為鴉片戰爭，對中國和中國人有一個貶抑化的傾向，當然在英國也有不少人反對戰爭，認為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發起戰爭是不道德的。所以整個圖景實際上是十分復雜的，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在相互競爭。

　　我用寫論文來討論這個話題，有一個更泛的目的，就是想對歷史解釋的本質進行討論，這是我30年來一直計劃想做的事。近200年來，西方歷史學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對線性發展的信仰，這是受到啟蒙運動時期社會普遍相信進步的影響。但實際上，今天我們對歷史的認識已經開始挑戰這種線性的發展史觀。

　　數字化不會取代傳統圖書館

　　文匯報：您認為自己是一個歷史學家嗎？

　　羅聞達：我從來沒這么想過。我在念書的時候非常討厭歷史。我一開始是學數學的，后來學音樂，而現在我接觸的這些，那時候我覺得可無聊了。所以說，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我不覺得我是歷史學家，歷史學家們應該也不會愿意這么叫我吧！我是圈外人，不屬于學者也不覺得自己完全是個書商。

　　文匯報：您在藏書過程中可曾有印象特別深刻的事？

　　羅聞達：找書就像是在森林里采蘑菇，找到一樣還并不完全了解的東西真的很開心！而且可以把它們放在同一個背景里，給它們找到合適的地方——就像拼圖一樣，這種感覺真是非常滿足。

　　我想我跟其他藏書家不一樣的地方在于，對我來說，所有關于中西交往的材料都是同等重要的，我讓其他人去評判其重要性。你可以很容易就發現，不同的人對何為重要何為不重要的觀念非常不一樣。而且現在我們持有這些觀念，10年后又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呢？這在歷史中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每個時代都需要新的歷史闡釋，因為對過去的認識會基于現在的經驗而變化。

　　所以要我說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我好像講不出來，雖然我知道人們喜歡聽趣聞軼事。有時候我是會有一些很特別的經歷，就好像有人指引我，而我就像夢游一樣，在對的時間發現了對的東西，但現在卻一點都不記得這些過程了。有些書好像就是冥冥中注定，等你來找到它。

　　文匯報：數字化會對您藏書造成影響嗎？

　　羅聞達：對我來說不是吧。像我編書目，研究這些書是怎樣印制的，發現不同版本之間的不同，都是要靠人自己發現的。就像在博物館里，那些解釋性的繪畫會很有用，但終究不能替代自然標本一樣。這也是為什么圖書館不可能完全被人造的數字化物品替代的原因。圖書館現在好像變成了一個占用很多空間的問題場館，還要請專人來維護，有人甚至認為現在這個時代不需要圖書館了。這是個錯誤的觀念。我的藏書如果可以數字化當然也很好，但仍然有人是需要看原本才能研究的。在這方面可以讀讀美國目錄學家托馬斯·坦塞勒（ThomasTansel l e）的文章著作，以理解在歷史研究里，為什么縮微膠片、照相制版和數碼復制都不能取代原本的人工制品。

　　文匯報：您同題獻上感謝的人，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在支持這些燒錢、不盈利的人文藝術事業方面，過去有贊助人、保護人的制度，許多藝術家因此都受到很大的恩惠，而現在的藝術家則要非常艱難地自謀生路，對人文藝術的發展影響不小。

　　羅聞達：他們是我的兩位朋友，為我提供了許多幫助。

　　不受資助而做研究或寫作的人，在瑞典是不太多的。私營部門也很樂意資助同圖書與歷史研究相關的工作。所以說在這點上我是個例外，我從來沒有從誰那里拿過錢，也從來沒問人要過。我的性格就是這樣吧。我喜歡獨立。我覺得要是有人給我錢，他必定對我有所要求和期望，我不喜歡這樣。我也很幸運，我并不是個有錢人，從來都不是，但是在我剛開始收藏的時候，書要比現在便宜得多。

　　文匯報：世界讀書日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推動閱讀、出版和版權而設立的，您對這幾個主題有怎樣的感想？

　　羅聞達：你應該也注意到了，我編纂的目錄是沒有版權的。我有點天真地相信，信息不論好壞，都應該是免費開放、人人可得的。

　　我想把我有關中國的藏書在中國找個家，而且選擇了上海圖書館，也是基于同樣的想法——學者和其他感興趣的人在這里可以毫無障礙地查閱、研究書中所包含的信息，包括文字、圖片以及詳細的條目說明。

　　“二十年前我開始這項工作的時候，對其工程之浩大顯得無知無畏。”羅聞達（Bj觟rnL觟wendahl）在為自己的藏書所編纂的目錄《從西文印本書籍（1477-1877）看中西關系、中國觀、文化影響和漢學發展》導言中這么寫道。2012年，在這一兩卷本目錄出版三年半以后，補編本出版，他在這一補編本的前言中說：“我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種回報，我為能從事這樣一項事業深感幸運。很少有人在生時已經不朽，但是我們都夢想著自己的生命永無終結：我希望能再出版一本詳盡的補編本目錄，也許在八九十歲的時候。如果未能有幸完成，我希望有人愿意繼續搜羅這一主題的書籍，并出版一部更詳盡的目錄。”

　　1988年，英國大藏書家托馬斯·菲利浦斯爵士的中國收藏在倫敦蘇富比拍賣會上拍賣時散佚，當時羅聞達剛好踏入這一領域，于是有幸將其中數件藏品納入他的收藏。不過真正讓羅聞達開始對有關中國的書籍感興趣的是美國學者孟德衛（DavidE.Mungel l o）1989年出版的《神奇的土地:耶穌會士迎合中國習俗的策略和漢學的起源》。就這樣，他開始了“尋寶”之旅。

　　數年后，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韓琦讀到羅聞達和他的同事馮德保(Chri ster von der Burg)所藏的中西關系書籍目錄初稿，在后來為目錄撰寫的序言中，韓琦說自己當時“對其收羅之豐，語言之多，涉及面之廣，時間跨度之長，不禁驚訝萬分”，并相信，“這一收藏無疑是私人藏書的翹楚，即使與世界上一些著名大圖書館相比也并不遜色”。

　　2010年，上海圖書館引進了這一世界上最大的私人漢學收藏。“羅氏藏書”的1551種書內容涉及宗教、歷史、風俗、科技、地理等各方面，網羅了明清來華傳教士的重要著作，也包括了西方漢學家、思想家、商人、旅行家、外交和行政官員等所撰寫的有關中國的書籍。羅聞達編撰的藏書目錄也將由中西書局翻譯出版。

　　與1860年代來到上海的法國學者高迪愛（HenryCordi er）所編的著名的《西人漢學書目》（Bibliotheca Si ni ca）不同，羅聞達沒有依據內容分類，而是按印刷和出版年代編排，這樣就可以體現出有關中國的知識在歐洲傳播的歷史進程，尤其有助于人們從大的歷史背景來理解各種觀念和事件、考察某個特定時期歐洲的中國觀。羅聞達認為自己的校勘考訂比高迪愛更詳細，在為每本書寫作的提要中，他出于自己的興趣做了更多注解說明，并羅列了參考文獻和相關研究。

　　宣傳這一目錄的折單上，在稱贊目錄出色、有用，印刷設計干凈、漂亮又古典之外，還印有這樣一條書評：“這本書跟只怪鴨子似的，更像一個世紀以前而不是現在的書。”曾有朋友問為什么要放這條措辭如此冷淡的評價上去，羅聞達卻回說覺得這條很好玩，“可不是么，我自己就又老又怪啦！”羅聞達說待到自己離世的時候，會把手上的參考書籍也都捐給上海圖書館，“能跟那些藏書配套，這些參考書才顯得有意義，而且其中很多二手資料也是很難找到的，特別是在中國。”他希望讓這套藏書更好用，更受歡迎。“不過，”他大笑著說，“現在我大概是停不下來的，直到死都會需要這些參考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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