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雕版印刷在佛教傳播中發(fā)揮過重要作用
2013-11-21 09:00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在線 文/根秋登子 責編:陳莎莎
- 摘要:
- 雕版印刷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佛教的傳播過程中發(fā)揮過相當重要的作用。藏族雕版技術始于8世紀之前。在敦煌出土的吐蕃古藏文文獻中,人們發(fā)現(xiàn)了加蓋有飛鴿圖案和帶翅獅子圖案印章的文書,這些印章是藏族雕版印刷的雛形。
【CPP114】訊:雕版印刷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佛教的傳播過程中發(fā)揮過相當重要的作用。藏族雕版技術始于8世紀之前。在敦煌出土的吐蕃古藏文文獻中,人們發(fā)現(xiàn)了加蓋有飛鴿圖案和帶翅獅子圖案印章的文書,這些印章是藏族雕版印刷的雛形。
雕版印刷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佛教的傳播過程中發(fā)揮過相當重要的作用。藏族雕版技術始于8世紀之前。在敦煌出土的吐蕃古藏文文獻中,人們發(fā)現(xiàn)了加蓋有飛鴿圖案和帶翅獅子圖案印章的文書,這些印章是藏族雕版印刷的雛形。
11世紀,產(chǎn)生了藏文印版的雕刻版和真正意義上的印刷技術。眾多文獻和實物資料,證明了藏族雕版印刷術距今已有900年以上的歷史,如興建于1098年的甘肅張掖大佛寺的巨型木制臥佛中,就藏有大量的藏文刻版印刷品。
最為人熟知的藏文大藏經(jīng)印版是明代《永樂大藏經(jīng)》。1409年和1414年,宗喀巴大師特派弟子大慈法王釋迦也失兩次應召赴北京,負責審校在南京刻印的藏文大藏經(jīng)《甘珠爾》的全套銅刻印版,即《永樂大藏經(jīng)》,開辟了藏族雕刻印刷史上用銅版印刷的先河,推動了藏文佛經(jīng)雕刻印刷技術的發(fā)展。
1727年,由德格土司曲杰·登巴澤仁出資主持、大學士司徒卻吉龔勒任終審,以理塘《甘珠爾》為母本,通過察巴《甘珠爾》、江孜《甘珠爾》等多種版本進行校勘,聘請56位書法家,在原有字體的基礎上規(guī)范統(tǒng)一字體進行刻樣,遴選600位工藝精湛的雕刻師經(jīng)過5年的努力,最終雕刻完成了108函大藏經(jīng)《甘珠爾》印版,成為今天最具權威性的德格版藏文大藏經(jīng)《甘珠爾》。登巴澤仁去世后,其子喇慶格嘎赤勒加措繼承父業(yè),于1742年完成了213函《甘珠爾》印板的刻制。
在眾多印經(jīng)院中至今印版存量最多、保護最完整,雕版和印刷技術傳承最完好的是德格印經(jīng)院。德格印經(jīng)院印版的內容包括語言學、邏輯學、歷史學、醫(yī)學、工藝學、文學、天文學、佛學、戲劇和藏傳佛教各大教派的念修儀軌,志巴普布澤仁、珍拉降映和唐拉澤旺等著名畫師所繪唐卡畫、雜嘎里、佛塔、壇城、符輪和龍達等的木刻畫印版。此外,還有《印度佛教史》、《中原佛教史》和《雪域佛教史》,梵文、烏都爾文和藏文三合璧的《般若八千頌》,藏區(qū)早期宗教苯波教的《黑、白、花龍王經(jīng)》等珍貴文獻印版。德格印經(jīng)院現(xiàn)存30余萬張印板,存有藏族造紙、書寫、雕版、朱砂和墨汁加工、印刷、裝訂等多種傳統(tǒng)技藝,是融文物管理、文化保護和技藝傳承為一體的文物管理機構。
藏族雕版技術在工具制造、板材加工、文字雕刻、校對補刻和圖案雕刻等方面都有嚴格的技法要求。他們運用的工具主要有槽口挑刀、平口刀、反鑿、平鑿、大鑿和指甲鑿等。木刻印板要選用無節(jié)、無裂縫、無朽點、無木旋且質地堅硬的紅樺木,將其在秋季砍伐加工成寸板后,用微火烤,半干時用濕牛糞堆漚數(shù)月,經(jīng)水煮、烘干、刨平、貼樣、刻版、校對、修補和防蛀等多道工序,保存數(shù)百年而不變形、不蟲蛀。貼樣的紙張最好是上等的薄藏紙,樣紙要貼正貼穩(wěn),字跡圖案要清晰。雕刻文字要按照先大后小、先深后淺、先粗后細的順序,先用鏟鑿出大的空隙,再用挑刀挖深處,雕刻字眼空心和四元音等細節(jié)前用水澆板,外表稍干時,雕刻細小部分,最后修補完成。
文字印版刻好至少進行四次校對。每次校對程序有不同名稱,初校必須由一人念稿一人看刻印的文字,稱為“念校”,二校稱為“復校”,三校稱為“再校”,清樣稱為“頂飾校”。
印版雕刻師在雕刻印板時身體要坐端正,坐姿端正雕出來的字才有方正之美。在雕刻佛像的臉和眼睛等部位時,最好選擇在靜謐且采光良好的環(huán)境中,使雕刻師心神安定,情緒飽滿,視覺清晰,這樣才能夠雕出精品。
藏族人民自7世紀以來,世代秉承對佛教的虔誠信仰和傳承技藝的使命感,不斷總結經(jīng)驗,傳承技藝,譜寫了雕版印刷史上的不朽篇章。
(作者單位:西南民族大學民族研究院)
雕版印刷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佛教的傳播過程中發(fā)揮過相當重要的作用。藏族雕版技術始于8世紀之前。在敦煌出土的吐蕃古藏文文獻中,人們發(fā)現(xiàn)了加蓋有飛鴿圖案和帶翅獅子圖案印章的文書,這些印章是藏族雕版印刷的雛形。
11世紀,產(chǎn)生了藏文印版的雕刻版和真正意義上的印刷技術。眾多文獻和實物資料,證明了藏族雕版印刷術距今已有900年以上的歷史,如興建于1098年的甘肅張掖大佛寺的巨型木制臥佛中,就藏有大量的藏文刻版印刷品。
最為人熟知的藏文大藏經(jīng)印版是明代《永樂大藏經(jīng)》。1409年和1414年,宗喀巴大師特派弟子大慈法王釋迦也失兩次應召赴北京,負責審校在南京刻印的藏文大藏經(jīng)《甘珠爾》的全套銅刻印版,即《永樂大藏經(jīng)》,開辟了藏族雕刻印刷史上用銅版印刷的先河,推動了藏文佛經(jīng)雕刻印刷技術的發(fā)展。
1727年,由德格土司曲杰·登巴澤仁出資主持、大學士司徒卻吉龔勒任終審,以理塘《甘珠爾》為母本,通過察巴《甘珠爾》、江孜《甘珠爾》等多種版本進行校勘,聘請56位書法家,在原有字體的基礎上規(guī)范統(tǒng)一字體進行刻樣,遴選600位工藝精湛的雕刻師經(jīng)過5年的努力,最終雕刻完成了108函大藏經(jīng)《甘珠爾》印版,成為今天最具權威性的德格版藏文大藏經(jīng)《甘珠爾》。登巴澤仁去世后,其子喇慶格嘎赤勒加措繼承父業(yè),于1742年完成了213函《甘珠爾》印板的刻制。
在眾多印經(jīng)院中至今印版存量最多、保護最完整,雕版和印刷技術傳承最完好的是德格印經(jīng)院。德格印經(jīng)院印版的內容包括語言學、邏輯學、歷史學、醫(yī)學、工藝學、文學、天文學、佛學、戲劇和藏傳佛教各大教派的念修儀軌,志巴普布澤仁、珍拉降映和唐拉澤旺等著名畫師所繪唐卡畫、雜嘎里、佛塔、壇城、符輪和龍達等的木刻畫印版。此外,還有《印度佛教史》、《中原佛教史》和《雪域佛教史》,梵文、烏都爾文和藏文三合璧的《般若八千頌》,藏區(qū)早期宗教苯波教的《黑、白、花龍王經(jīng)》等珍貴文獻印版。德格印經(jīng)院現(xiàn)存30余萬張印板,存有藏族造紙、書寫、雕版、朱砂和墨汁加工、印刷、裝訂等多種傳統(tǒng)技藝,是融文物管理、文化保護和技藝傳承為一體的文物管理機構。
藏族雕版技術在工具制造、板材加工、文字雕刻、校對補刻和圖案雕刻等方面都有嚴格的技法要求。他們運用的工具主要有槽口挑刀、平口刀、反鑿、平鑿、大鑿和指甲鑿等。木刻印板要選用無節(jié)、無裂縫、無朽點、無木旋且質地堅硬的紅樺木,將其在秋季砍伐加工成寸板后,用微火烤,半干時用濕牛糞堆漚數(shù)月,經(jīng)水煮、烘干、刨平、貼樣、刻版、校對、修補和防蛀等多道工序,保存數(shù)百年而不變形、不蟲蛀。貼樣的紙張最好是上等的薄藏紙,樣紙要貼正貼穩(wěn),字跡圖案要清晰。雕刻文字要按照先大后小、先深后淺、先粗后細的順序,先用鏟鑿出大的空隙,再用挑刀挖深處,雕刻字眼空心和四元音等細節(jié)前用水澆板,外表稍干時,雕刻細小部分,最后修補完成。
文字印版刻好至少進行四次校對。每次校對程序有不同名稱,初校必須由一人念稿一人看刻印的文字,稱為“念校”,二校稱為“復校”,三校稱為“再校”,清樣稱為“頂飾校”。
印版雕刻師在雕刻印板時身體要坐端正,坐姿端正雕出來的字才有方正之美。在雕刻佛像的臉和眼睛等部位時,最好選擇在靜謐且采光良好的環(huán)境中,使雕刻師心神安定,情緒飽滿,視覺清晰,這樣才能夠雕出精品。
藏族人民自7世紀以來,世代秉承對佛教的虔誠信仰和傳承技藝的使命感,不斷總結經(jīng)驗,傳承技藝,譜寫了雕版印刷史上的不朽篇章。
(作者單位:西南民族大學民族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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