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張家口印刷工會”
2015-06-12 08:33 來源：張家口在線 責編：江佳
- 摘要：
- 1930年10月，上海世界書局張家口特約發行所和張家口統一商行書店經理俞少之受好友夏輯五委托，承辦了察哈爾省政府的印刷廠，改名為私營的“統一印刷局”，印刷出版由夏主編的《察省日報》。
【CPP114】訊：1930年10月，上海世界書局張家口特約發行所和張家口統一商行書店經理俞少之受好友夏輯五委托，承辦了察哈爾省政府的印刷廠，改名為私營的“統一印刷局”，印刷出版由夏主編的《察省日報》。俞少之從北平聘請了一批工人，來時雖然談妥工資和生活待遇，但因當時張家口的生活水平比北平還相差很遠，這批工人到張后感到有所失望，要求改善待遇增加工資。俞因雙方已經講好，未予同意。因此，雙方爭執起來，工廠不能及時開工，報紙也不能及時出版。為打開僵局，報社和省政府有關人員出頭作了一番調解。這批工人提出，不愿留張工作，要求賠償往返損失，把他們送回北平。起初俞不同意，后來經過再次調解，情況發生變化，工人中有一部分愿意留下來，有的則堅持要回北平。俞表示，要回去的按要求送回北平，不愿回去的請留下來工作，工資和待遇可以重新協商。這樣定下來以后，原來領隊的張永興等七八個人回了北平，余下的羅文義、王潤寶、何紹培、倪文祿、李文祿等七八個人留了下來。
工廠開辦后，工人不敷使用。俞少之又從北平請來以常在鑫為首的曹萬倉、馬玉衡等七八個排字工。俞鑒于上次招聘出現的問題，這次事先作了周到的協商安排，所以，第二次被招的工人到張后沒有什么意見，很快投入工作。
俞少之開辦工廠、招聘工人的事安定下來后，報紙按時出版了。但是工人們感到，盡管重新協商了工資和生活待遇，工人和廠方的矛盾還是會經常產生的。于是，常在鑫等人提出要求組織工會，從根本上保護工人的利益。這個要求首先向廠方提出，廠方轉告俞少之，俞表示工人只要遵守已有協定，不節外生枝，保證工廠正常生產，他沒有任何意見，成立工會可由工人自己作主。
在舊社會，工人是受壓迫的階級，工人自己成立工會，一般要遭資方反對。再說，當時成立工會需向國民黨省黨部申請，由省黨部組織部門派人了解情況后批準。國民黨本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雖然批準工人成立工會，讓工會保障工人的利益，可同時它還要保護資本家及其廠方的利益。因此，在工會和廠方發生矛盾時，它無非是起一點仲裁作用而已。俞少之很懂得這一點，因此對這件事未持異議。
俞少之是商業資本家，不善于經營工業。他辦廠純粹是為幫朋友辦報，而不是為了賺錢。加之有開始時因和工人發生爭執而影響報紙按時出版的教訓，他對工人不象一般資本家那樣苛刻，生產任務排的不緊，待遇也偏高，技術工人的月工資差不多相當于省政府的科員。因此，工人們對他也就少有挑剔，他也就不怕工會對他有所危害。在此情況下，工會很順利地成立了。
1931年4月，國民黨察哈爾省黨部批準統一印刷局工人成立工會。開會那天，省黨部組織部派一個叫陳受時的來參加，工人和管理人員全部出席。工人代表常在鑫宣布開會，講了成立工會的意義、要求，論述了工人和工會的關系。陳受時代表省黨部講話后，常在鑫又當場提出選舉工會委員和工會主席。陳認為此會只是籌備會，待確定工會章程，并提出候選人后，才能召開成立大會，選舉委員，推舉主席。常在鑫卻以工作忙、時間緊為由，要求手續從簡。陳受時當下用電話向省黨部請示，回答可以從簡。于是，統一印刷局印刷工人工會就在那天正式成立了。會上選出幾名委員，共推常在鑫為主席，所有從北平請來的工人和本廠原有的工人、學徒都成了當然會員。但此后卻從未進行過會員吸收、登記和發證工作，更沒有要求會員交納會費。工會非花錢不可時，也由廠方幫助解決了。
工會成立伊始，常在鑫等還想以統一印刷局工人為主，聯合全張家口所有印刷工人成立張家口印刷工會，但未能如愿。其原因在于：當時，張家口除了俞少之承辦的統一印刷局外，僅有一家福嵐镎印刷局和一些經營石印業務的小作坊，有印刷工人總共七八十人。這些廠家、作坊的工人一般都是從學徒成長起來的，和資方矛盾不大，他們不愿意得罪老板，老板們也不愿意讓工人參加工會，以免招惹是非。加上宣傳不力，這些工人對入會沒有太多興趣。到后來，名為張家口的印刷工會，實際上僅僅是統一印刷局的獨家工會而已。
如前所述，由于統一印刷局工人的生活待遇基本上能有保障，因而自工會成立后內部也沒有出現過勞資糾紛。工會的活動主要就是面向社會了。
那時候，張家口經常有群眾集會，每有活動，印刷工會都去參加。為此，特制了一桿上綴“張家口印刷工會”幾個黑字的白布標旗，以供集會時使用。從1931年4月起，在張家口的工人運動中，又增加了這么一支有組織的、人數不多的印刷工人隊伍。
“九一八”事變的消息，張家口印刷工人知道最早，行動最快。9月19日凌晨，他們除以最快速度完成了當天報紙排印任務外，還趕印了大量“號外”，天剛亮就分頭到大街小巷散發。20日上午，各界群眾齊集省政府請愿，要求驅逐日寇，印刷工會的標旗早早地立在省政府大廳旁，印刷工人幾乎全體出動，在會上喊的口號相當響亮。不久，張家口開展了抵制日貨運動，印刷工人利用工余時間參加宣傳、檢查，并明確提出：不用日本紙印報，也不用日本紙印制其它宣傳品。印刷局經理和報社社長做出改用加拿大紙印報的決定后，印刷工人又向紙莊指出，就是加拿大紙如沒有原封商標也決不使用，以防假冒。察哈爾省抗敵御侮后援會成立后，印刷工人積極響應號召，開展募捐、慰勞活動，有時還打著印刷工會的標旗走上街頭、深入公共場所，宣傳抗日救國道理。1932年，二十九軍在喜峰口英勇抗戰，勝利消息連續送回張家口，印刷工人和編輯人員一起，反復變換編排，天天都能按時刊出振奮人心的報道。
1932年春，察省政局發生變換，省主席劉翼飛去職，《察省日報》停辦。俞少之因好友不再辦報，自己無意繼續承辦工廠，但因省政府正在新舊交替，無人接受他的辭呈。俞少之在不印報、無收入的情況下，勉強維持統一印刷局的局面，很受工人的諒解，俞也便打消了對工會的顧慮。不久，宋哲元率二十九軍來到張家口，就任察哈爾省政府主席，繼續出版省級報紙《國民新報》，由天津老報人王夢麟擔任社長，負責報紙編采工作。王夢麟要求俞少之給予合作。俞出于內外情面關系，繼續經營起統一印刷局。由于印刷工會和它的工人們在這個時候給了俞少之很大幫助，進一步鞏固了以往的勞資關系，工會活動仍然還是面向社會。不足的是，工會作為工人自己的組織，對工人的幫助、關心不夠，甚至對工人們的文化生活沒有一點表示，以至其他廠家、作坊的印刷工人始終不愿接近它，恐怕這也是印刷工會沒有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1932年秋后，就在《國民新報》排印量甚大時，有人找到統一印刷局，要求按期為之排印一份小報。管理人員遂和幾個工人骨干商量，工人們一聽此報名叫《抗日前線》，二話沒說，同意承攬，當即決定在排印《國民新報》同時排印《抗日前線》。《抗日前線》是四開四版小報，隔天一期，編稿發排校對只有一人，自稱姓王，南方口音。他盡管很快和工人們熟悉了，但從來不報名字，也不提報社在哪，大家只好尊稱他為王先生。他編的《抗日前線》上除刊登長城沿線抗戰勝利消息外，還有不少議論文章。那些文章談的都是抗日救國道理，可字里行間經常流露出有關階級、階級斗爭、政權問題。日子久了，王在偶與工人閑聊中，也時常提到此類問題。工人們逐漸明白，這位王先生可能是共產黨，《抗日前線》大概是共產黨的報，要不怎么那樣神秘呢。當時，南京國民黨拿共產黨當作頭號“敵人”，“九一八”以后提的口號就是“先安內，后攘外”。但工人們覺得，不管該報是否是共產黨辦的，反正是宣傳抗日，為出版抗日報紙出力是應該的。因此，大家約定：只管為王先生排印報紙，不要多問別的。而王似乎也察覺到這一點，再不和工人們閑聊了。王總是在夜里到廠發稿，利用工人排報的間隙找個地方睡覺，版成后他起來校對，付印后即離去。第二天凌晨，由另一個人把印好的報紙取走，如此日復一日，直到1933年夏天，《抗日前線》報從未間斷出版。平常，印完《抗日前線》的鉛字版送回排字房，由排字徒工放在大案下面，開始是明著放。后來按師傅們所囑，用紙毛子下腳料蓋起來，等晚上再拆版。一天夜里，王先生按時來了，但和往常不一樣，不但沒有發稿，還顯得相當嚴肅緊張，他要求先把印完的版趕快拆掉，越快越好。他親自上手幫助還嫌慢，干脆提起版來嘩啦一倒，沒用五分鐘，四塊版全混在一起。王先生一再向大家道歉，說是事出無奈。然后只說了一句“后會有期”，即匆匆離去，再未露面。工人們明白了，可能又發生什么情況了。
果然，一個月以后，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被迫瓦解，馮玉祥將軍離開張垣。又過了些天，宋哲元率領二十九軍剛剛返回張家口，南京和北平就指令他大肆搜捕共產黨人，眼見不少人被捕后遭到槍殺。期間，省黨部和省政府的人也曾到統一印刷局詢問《抗日前線》報和那位王先生的情形。這時，原來的工會主席常在鑫已回了北平，繼任的叫劉珍。劉反復對大家說，只要大家都說不了解，就不會有麻煩。工人和管理人員都一口咬定，印《抗日前線》報是承攬業務，其它情況不了解。由于在統一印刷局沒有找到一張《抗日前線》報，問了幾次也問不出什么來，又找不出別的什么毛病，他們也就沒有再來。
對于張家口印刷工會參加社會上的抗日宣傳活動，省黨部既未有過支持，也未加以干涉。國民黨省黨部對印刷工會履行了一次批準手續后，就放手不管了。
按說，工會是工人的組織，工會只有在工人階級的政黨領導支持下，才能有所作為，有所發展。由于當時共產黨處于地下活動時期，工人們不懂得找共產黨，也不懂得明著要國民黨批準，暗著應接受共產黨領導的道理。結果，張家口印刷工會雖未沾上“黃色工會”污點，但也未爭得“紅色工會”的光榮，只是獨立存在了二年多，在抗日高潮中參加了不少有益的社會活動。
1934年秋，《國民新報》社長張文穆變換印報廠家。俞少之交回官方工廠設備，結束了私營統一印刷局的業務，除少部分工人學徒回書店外，大部分技術工人都回了北平。張家口印刷工會也就自然不存在了。
工廠開辦后，工人不敷使用。俞少之又從北平請來以常在鑫為首的曹萬倉、馬玉衡等七八個排字工。俞鑒于上次招聘出現的問題，這次事先作了周到的協商安排，所以，第二次被招的工人到張后沒有什么意見，很快投入工作。
俞少之開辦工廠、招聘工人的事安定下來后，報紙按時出版了。但是工人們感到，盡管重新協商了工資和生活待遇，工人和廠方的矛盾還是會經常產生的。于是，常在鑫等人提出要求組織工會，從根本上保護工人的利益。這個要求首先向廠方提出，廠方轉告俞少之，俞表示工人只要遵守已有協定，不節外生枝，保證工廠正常生產，他沒有任何意見，成立工會可由工人自己作主。
在舊社會，工人是受壓迫的階級，工人自己成立工會，一般要遭資方反對。再說，當時成立工會需向國民黨省黨部申請，由省黨部組織部門派人了解情況后批準。國民黨本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雖然批準工人成立工會，讓工會保障工人的利益，可同時它還要保護資本家及其廠方的利益。因此，在工會和廠方發生矛盾時，它無非是起一點仲裁作用而已。俞少之很懂得這一點，因此對這件事未持異議。
俞少之是商業資本家，不善于經營工業。他辦廠純粹是為幫朋友辦報，而不是為了賺錢。加之有開始時因和工人發生爭執而影響報紙按時出版的教訓，他對工人不象一般資本家那樣苛刻，生產任務排的不緊，待遇也偏高，技術工人的月工資差不多相當于省政府的科員。因此，工人們對他也就少有挑剔，他也就不怕工會對他有所危害。在此情況下，工會很順利地成立了。
1931年4月，國民黨察哈爾省黨部批準統一印刷局工人成立工會。開會那天，省黨部組織部派一個叫陳受時的來參加，工人和管理人員全部出席。工人代表常在鑫宣布開會，講了成立工會的意義、要求，論述了工人和工會的關系。陳受時代表省黨部講話后，常在鑫又當場提出選舉工會委員和工會主席。陳認為此會只是籌備會，待確定工會章程，并提出候選人后，才能召開成立大會，選舉委員，推舉主席。常在鑫卻以工作忙、時間緊為由，要求手續從簡。陳受時當下用電話向省黨部請示，回答可以從簡。于是，統一印刷局印刷工人工會就在那天正式成立了。會上選出幾名委員，共推常在鑫為主席，所有從北平請來的工人和本廠原有的工人、學徒都成了當然會員。但此后卻從未進行過會員吸收、登記和發證工作，更沒有要求會員交納會費。工會非花錢不可時，也由廠方幫助解決了。
工會成立伊始，常在鑫等還想以統一印刷局工人為主，聯合全張家口所有印刷工人成立張家口印刷工會，但未能如愿。其原因在于：當時，張家口除了俞少之承辦的統一印刷局外，僅有一家福嵐镎印刷局和一些經營石印業務的小作坊，有印刷工人總共七八十人。這些廠家、作坊的工人一般都是從學徒成長起來的，和資方矛盾不大，他們不愿意得罪老板，老板們也不愿意讓工人參加工會，以免招惹是非。加上宣傳不力，這些工人對入會沒有太多興趣。到后來，名為張家口的印刷工會，實際上僅僅是統一印刷局的獨家工會而已。
如前所述，由于統一印刷局工人的生活待遇基本上能有保障，因而自工會成立后內部也沒有出現過勞資糾紛。工會的活動主要就是面向社會了。
那時候，張家口經常有群眾集會，每有活動，印刷工會都去參加。為此，特制了一桿上綴“張家口印刷工會”幾個黑字的白布標旗，以供集會時使用。從1931年4月起，在張家口的工人運動中，又增加了這么一支有組織的、人數不多的印刷工人隊伍。
“九一八”事變的消息，張家口印刷工人知道最早，行動最快。9月19日凌晨，他們除以最快速度完成了當天報紙排印任務外，還趕印了大量“號外”，天剛亮就分頭到大街小巷散發。20日上午，各界群眾齊集省政府請愿，要求驅逐日寇，印刷工會的標旗早早地立在省政府大廳旁，印刷工人幾乎全體出動，在會上喊的口號相當響亮。不久，張家口開展了抵制日貨運動，印刷工人利用工余時間參加宣傳、檢查，并明確提出：不用日本紙印報，也不用日本紙印制其它宣傳品。印刷局經理和報社社長做出改用加拿大紙印報的決定后，印刷工人又向紙莊指出，就是加拿大紙如沒有原封商標也決不使用，以防假冒。察哈爾省抗敵御侮后援會成立后，印刷工人積極響應號召，開展募捐、慰勞活動，有時還打著印刷工會的標旗走上街頭、深入公共場所，宣傳抗日救國道理。1932年，二十九軍在喜峰口英勇抗戰，勝利消息連續送回張家口，印刷工人和編輯人員一起，反復變換編排，天天都能按時刊出振奮人心的報道。
1932年春，察省政局發生變換，省主席劉翼飛去職，《察省日報》停辦。俞少之因好友不再辦報，自己無意繼續承辦工廠，但因省政府正在新舊交替，無人接受他的辭呈。俞少之在不印報、無收入的情況下，勉強維持統一印刷局的局面，很受工人的諒解，俞也便打消了對工會的顧慮。不久，宋哲元率二十九軍來到張家口，就任察哈爾省政府主席，繼續出版省級報紙《國民新報》，由天津老報人王夢麟擔任社長，負責報紙編采工作。王夢麟要求俞少之給予合作。俞出于內外情面關系，繼續經營起統一印刷局。由于印刷工會和它的工人們在這個時候給了俞少之很大幫助，進一步鞏固了以往的勞資關系，工會活動仍然還是面向社會。不足的是，工會作為工人自己的組織，對工人的幫助、關心不夠，甚至對工人們的文化生活沒有一點表示，以至其他廠家、作坊的印刷工人始終不愿接近它，恐怕這也是印刷工會沒有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1932年秋后，就在《國民新報》排印量甚大時，有人找到統一印刷局，要求按期為之排印一份小報。管理人員遂和幾個工人骨干商量，工人們一聽此報名叫《抗日前線》，二話沒說，同意承攬，當即決定在排印《國民新報》同時排印《抗日前線》。《抗日前線》是四開四版小報，隔天一期，編稿發排校對只有一人，自稱姓王，南方口音。他盡管很快和工人們熟悉了，但從來不報名字，也不提報社在哪，大家只好尊稱他為王先生。他編的《抗日前線》上除刊登長城沿線抗戰勝利消息外，還有不少議論文章。那些文章談的都是抗日救國道理，可字里行間經常流露出有關階級、階級斗爭、政權問題。日子久了，王在偶與工人閑聊中，也時常提到此類問題。工人們逐漸明白，這位王先生可能是共產黨，《抗日前線》大概是共產黨的報，要不怎么那樣神秘呢。當時，南京國民黨拿共產黨當作頭號“敵人”，“九一八”以后提的口號就是“先安內，后攘外”。但工人們覺得，不管該報是否是共產黨辦的，反正是宣傳抗日，為出版抗日報紙出力是應該的。因此，大家約定：只管為王先生排印報紙，不要多問別的。而王似乎也察覺到這一點，再不和工人們閑聊了。王總是在夜里到廠發稿，利用工人排報的間隙找個地方睡覺，版成后他起來校對，付印后即離去。第二天凌晨，由另一個人把印好的報紙取走，如此日復一日，直到1933年夏天，《抗日前線》報從未間斷出版。平常，印完《抗日前線》的鉛字版送回排字房，由排字徒工放在大案下面，開始是明著放。后來按師傅們所囑，用紙毛子下腳料蓋起來，等晚上再拆版。一天夜里，王先生按時來了，但和往常不一樣，不但沒有發稿，還顯得相當嚴肅緊張，他要求先把印完的版趕快拆掉，越快越好。他親自上手幫助還嫌慢，干脆提起版來嘩啦一倒，沒用五分鐘，四塊版全混在一起。王先生一再向大家道歉，說是事出無奈。然后只說了一句“后會有期”，即匆匆離去，再未露面。工人們明白了，可能又發生什么情況了。
果然，一個月以后，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被迫瓦解，馮玉祥將軍離開張垣。又過了些天，宋哲元率領二十九軍剛剛返回張家口，南京和北平就指令他大肆搜捕共產黨人，眼見不少人被捕后遭到槍殺。期間，省黨部和省政府的人也曾到統一印刷局詢問《抗日前線》報和那位王先生的情形。這時，原來的工會主席常在鑫已回了北平，繼任的叫劉珍。劉反復對大家說，只要大家都說不了解，就不會有麻煩。工人和管理人員都一口咬定，印《抗日前線》報是承攬業務，其它情況不了解。由于在統一印刷局沒有找到一張《抗日前線》報，問了幾次也問不出什么來，又找不出別的什么毛病，他們也就沒有再來。
對于張家口印刷工會參加社會上的抗日宣傳活動，省黨部既未有過支持，也未加以干涉。國民黨省黨部對印刷工會履行了一次批準手續后，就放手不管了。
按說，工會是工人的組織，工會只有在工人階級的政黨領導支持下，才能有所作為，有所發展。由于當時共產黨處于地下活動時期，工人們不懂得找共產黨，也不懂得明著要國民黨批準，暗著應接受共產黨領導的道理。結果，張家口印刷工會雖未沾上“黃色工會”污點，但也未爭得“紅色工會”的光榮，只是獨立存在了二年多，在抗日高潮中參加了不少有益的社會活動。
1934年秋，《國民新報》社長張文穆變換印報廠家。俞少之交回官方工廠設備，結束了私營統一印刷局的業務，除少部分工人學徒回書店外，大部分技術工人都回了北平。張家口印刷工會也就自然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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