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之前的三個世紀里，在弗朗什-孔泰，圖書的流通無論在文化精英的圈子里，還是在貧苦的村民范圍里，都在大幅度地增長。當然，出版物的種類和傳播的程度會根據(jù)不同社會階層的不同文學需求，以及讀者所居住地方的不同而有所變化。弗朗什-孔泰的人口分布比較分散，只有20%的居民居住在城市里。隨著各種印刷品的傳播速度在大革命時期的加快，弗朗什-孔泰，乃至實際上整個法國都進入了識字文化的新階段。尤其是村民們，他們接收到了大量招貼報、小冊子和短文，而且還看到了報紙。

  1789年之前的圖書傳播

  弗朗什-孔泰的出版情況在幾個方面都很獨特。雖然這個邊境地區(qū)有其獨立的傳統(tǒng)，但并未受到落后的外省心態(tài)的束縛。弗朗什-孔泰正好位于一個交叉路口上，此路口通向巴黎重要的印刷中心、里昂和瑞士，所以有著繁忙的圖書流通。這個地區(qū)還承擔著連接瑞士與洛林（Lorraine）、勃艮第，以及法國腹地省份的任務。在這里，除了有公開的、許可的圖書商貿活動之外，還存在利用地下渠道進行的印刷品非法販運活動。

  弗朗什-孔泰的居民正好處于那些著名出版中心的出版物很容易就能到達的區(qū)域，所以購買的出版物很大一部分都出自這些出版中心。人們旅行的時候會購買圖書，但更常見的還是通過書目和訂購的方式來購買。因為當?shù)氐膱D書生產遠遠滿足不了讀者的需求和興趣，尤其是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讀者，所以弗朗什-孔泰的書商——主要有25家——會向這些出版中心下訂單。當?shù)?家印刷商主要印制宗教小冊子、初級讀本和傳統(tǒng)的通俗讀物，偶爾也會印制一些神學書、當?shù)鼗虻貐^(qū)的歷史書，或者法律和醫(yī)學方面的文本，但這些還是不能滿足當?shù)鼐用竦男枨蟆?

  弗朗什-孔泰的文化精英相對來說不是很多。1789年，在大約80萬的總居住人口中，有定期閱讀習慣的、受過教育的公民大概只有1萬，其中大約3500名教士、2000名貴族（這個群體中的教育水平也大有不同）、2000名中產階級職業(yè)人士，主要是律師和公證員，另外還有許多醫(yī)生和一些工程師及商人。分布于不同市鎮(zhèn)的學校有15所，不到3000名學生。在如此情況下，圖書市場，尤其是價格昂貴的圖書市場還是受到了限制——通常也就400—700名潛在顧客。因此，像《貝桑松和弗朗什-孔泰的歷史年歷》（Almanach historique de Besançon et de Franche-Comté）這樣一本將受過教育的公眾群體設為目標讀者的書，一版就印制了500本。紀堯姆神父所著的歷史著作《薩蘭的老爺們》（Sires de Salins）以四開本印制，一版印了700本，都是以訂購的形式出售的。另外我們還得知，1777年的四開本《百科全書》也有392名訂購者。《弗朗什-孔泰公告》（Les Affiches de Franche-Comté）周刊創(chuàng)刊于1766年，目標讀者也是相同的這批公眾群體，但運營十分艱難，這也解釋了為什么會出現(xiàn)多次中斷出版的情況。

  雖然市場規(guī)模有限，但文化精英對于現(xiàn)代觀念和發(fā)展趨勢還是帶著一種接納的態(tài)度，這一點至少可以從他們的圖書室看得出來，因為他們的圖書室往往藏書幾百，甚至超過一千卷。書架上，與世代相傳的古老卷冊并排著的都是新近出版的著作。

  精英們最初對《百科全書》的反應是狂熱的。實際上，納沙泰爾版本（1777年）的成功讓弗朗什-孔泰的書商們感到震驚，其他跡象也顯示了這種對百科全書知識的狂熱情緒。1772—1773年，為了爭取經莫雷茲（Morez）進入弗朗什-孔泰的幾板條箱的《百科全書》，薩蘭的書商讓弗朗索瓦·勒潘（Jean-François Lepin）不惜與海關展開了一系列周旋。他反復向他的一個朋友——皇家副代表法東（Faton）請求幫助，法東為了他多次向總督寫信。他在1773年12月8日寫道：“我親愛的格里奧依（Griois），我再次向您請求一張通行證，是為了兩板條箱的日內瓦版本的《百科全書》，這些書現(xiàn)在在萊魯斯（Les Rousses），是屬于薩蘭的書商勒潘的。被禁的書只有伊韋爾東（Yverdon）的版本……我請求您能在明天給海關那邊發(fā)一份許可，因為勒潘目前實在是太焦慮了。”另外，《弗朗什-孔泰公告》曾刊登過十則廣告，出售《百科全書》的單行本，這說明就這部作品而言，存在著一個非常活躍的二手書市場。

  穿袍貴族們（noblesse de la robe）緊跟時代潮流。韋澤（Vezet）的鎮(zhèn)長盡管對新觀念還保持著一種小心謹慎的態(tài)度，但還是埋頭閱讀哲學書。伏爾泰當時居住在附近的費爾內，但在弗朗什-孔泰也是相當聞名，他的著作尤其在法律界被廣泛閱讀。但是盧梭的影響更大。弗朗索瓦·費迪南·約瑟夫·布勒內（François Ferdinand Joseph Brenez）是一名居住在隆勒索涅（Lons-le-Saunier）的律師，正好在大革命開始之前的1788年去世，當時有一定影響力的律師都有私人藏書，他的圖書室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是汝拉（Jura）地區(qū)納沙泰爾四開本《百科全書》訂購者之一，而且除了36卷的《百科全書》，他還藏有盧梭、孟德斯鳩和伏爾泰的所有著作，以及雷納爾神父的《歐洲人在東西印度群島殖民和貿易的哲學與政治史》和布豐的《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他還有狄德羅和愛爾維修的著作。他收藏的虛構類作品有《巴黎畫卷》（Tableau de Paris）和塞巴斯蒂安·梅西耶（Sébastian Mercier）的《2440年》。總之，他收藏了超過1000冊的圖書。布勒內出身于一個公證員家庭，與當?shù)剌^低等級的貴族有一定聯(lián)系；他也是火槍隊隊員和所在市鎮(zhèn)的共濟會團體的會員。

  除了有名的啟蒙思想著作，文化精英也會購買其他各種作品。最近一項關于貝桑松法律界的研究發(fā)現(xiàn)，“圖書室中，宗教書籍的所占比例在下降” 。圖書室的書架上擺放著科學和藝術類圖書，還有一些地方史的書——出于對當?shù)氐淖院栏小�—和許多小說。精英們對虛構類圖書特別熱衷，當?shù)刭F族中有人還訂購了《世界傳奇故事叢書》（La 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des romans）。

  《弗朗什-孔泰公告》透露了當時的閱讀品味，而貝桑松書商的廣告則顯示了這種品味的發(fā)展方向。在377本做過廣告的著作中（從1766年到1773年），有8.4%是神學，7.6%是法學，21.4%是歷史，28.6%是純文學，還有33.6%是藝術和科學。從中可以看到貝桑松的書商們在形成弗朗什-孔泰的閱讀習慣中充當了一個中間人的角色。

  隨著這種閱讀行為和小團體中的圖書交換，一種新的社會生活開始發(fā)展起來。貝桑松、圣克勞德（Saint-Claude）和費索爾（Vesoul）這三個城市有了公共圖書館。讀者俱樂部和社團也出現(xiàn)了。1771年，在圣阿穆爾（Saint-Amour）這個小鎮(zhèn)上，“幾名有一定影響力的人”向當局請求允許他們“租借一間房舍，供他們聚會、讀報、玩博彩等，就像是省內其他市鎮(zhèn)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一直有的那種一樣”。在貝桑松，書商皮埃爾-艾蒂安·方泰（Pierre-Etienne Fantet，伏爾泰的一個朋友）和多米尼克·勒帕涅（Dominique Lepagnez）開設了閱讀室。薩蘭的一名教士表示曾經從一名律師那里借過幾卷《百科全書》。如此，圖書的影響范圍遠遠超越了圖書主人這個有限的圈子。

  那么在鄉(xiāng)村，圖書的傳播情況如何呢？我們首先要記得，弗朗什-孔泰位于法國東北部，那一帶的識字率相對比較高。村民們之所以能讀書，都是因為一些神職人員的勤勉積極。反宗教改革運動為弗朗什-孔泰識字率的提高提供了基礎；神職人員在宗教圖像和物件之外，采用書籍在家庭中傳播天主教義，爭取村民們的皈依。在傳播宗教書冊方面，神職人員受益于一個成熟的商業(yè)網絡，這個網絡由大書商、新聞散播者和流動商販組成——流動商販雖然自己有店鋪，但還是會到山區(qū)挨戶兜售小商品。

  弗朗什-孔泰的神職人員在很多方面都促進了宗教出版物的傳播。例如，圣克勞德的主教梅亞萊·德·法爾熱（Meallet de Farges）在他的教區(qū)免費分發(fā)頌揚虔信的小冊子。布普雷（Beaupré）的傳教士一個世紀以來在不同的教區(qū)積極活動，與獲得當局許可的書商一起去走街串戶，一方面搜查壞書，另一方面分發(fā)宗教書籍。傳教士自身也成了出版者，1780年7月20日，他們獲得許可印制《對基督教最重要之真理的思考》（Les Pensées sur les plus importantes vérités du christianisme，十二開本），這本書由其中一名傳教士所寫，當時一版印制了一萬本。許多家庭都收藏宗教歌曲的合集，不僅在教堂做禮拜時用，也可以在家時閱讀。一本題為《心靈引導法》（Méthode pour la direction des ames，1782—1783年）的神職人員手冊就清楚地解釋了基督教家庭收藏虔信書籍的必要性。其作者約瑟夫·波沙爾（Joseph Pochard）以前是一名神父，也是貝桑松神學院的主管，他四次都提到：“如果一名優(yōu)秀的神父發(fā)現(xiàn)有些家庭連十字架、宗教圖像或禱告書都沒有的話，一定會感到痛心不已。”他還建議夜晚圍爐而坐的時候，最后可以讀一讀引人深思的書籍，為了這個目的，他還推薦了一些適合的圖書，其中就包括以上提到的《對基督教最重要之真理的思考》，以及《深思》（Pensez-y bien）、《奉獻人生之入門書》（L’Introduction à la vie dévote）和《基督教教育家》（Le pédagogue chrétien）。

  這些活動對于民眾來說到底有什么效果呢？調查發(fā)現(xiàn)，只有6%的農村人口（農民、日薪工人、葡萄栽種農）藏書，其中80%都是宗教書籍。因此，宗教書籍的數(shù)量遠遠超過了流行的故事書和年歷。

  大革命之前幾年，圖書在弗朗什-孔泰的各個階層都廣泛傳播。圖書的種類有很大不同，而傳播的原因也有很大不同。有時候，是智識上的好奇心和現(xiàn)代性口味決定了閱讀習慣；而有時候正如我們所發(fā)現(xiàn)的，是宗教的宣傳起了作用。最后傳播到農民手中的書籍跟啟蒙思想的作品又完全不同，而且事實上，啟蒙思想的著作在大型的精英圖書室也不見得一定就有。不過，在弗朗什-孔泰，宣傳虔信的圖書大量出現(xiàn)，這說明農村人口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真正具備閱讀能力的。農民們很可能蓄勢待發(fā)，等到1789年之后，時機到來，就可以順利過渡到對世俗文學的閱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