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限塑令’實施到現在，我們先是開了個全廠慶賀會，不久又開了一個氣氛沉重的會，商討是否轉產，從生產可降解塑料袋轉到別的產業上去。”
　　杭州茂達環境生化有限公司是杭州惟一一家生產可降解塑料袋的企業。2008年7月26日，公司董事長郭文慧告訴《市場報》記者，作為環保企業，他們在市場的不對稱競爭中已苦苦掙扎了7年。本以為自6月1日實施的“限塑令”將引領企業從此步入春天，但紅火的業務僅僅是曇花一現，之后便重新陷入了門庭冷落的窘境。
　　“剛飄到天上，又重重摔落”
　　“公司現在放假，周五到周一停產，倉庫還堆滿了貨。以前定貨的貨主現在也在觀望‘限塑令’的執行，如果松下來，他們肯定不再進貨。”郭文慧告訴記者，在2008年6月1日前后，他們的生產線24小時不停，產品還是供不應求，甚至還要另外租車送貨。但這種狀況僅僅維持了十來天，馬上又冷冷清清，恢復到以前的樣子。
　　杭州茂達環境生化有限公司是浙江同行業中惟一通過中國環境標志產品認證的企業，主要生產經營各種規格的“虹圍”牌環保型可降解塑料袋。他們的產品在正常情況下可保持塑料袋的理化性能及使用性能，而當其使用完轉化為垃圾時，在光、水、空氣、微生物等自然條件的作用下可自行分解，對環境無任何危害。
　　郭文慧還告訴記者，杭州對白色污染控制本來就比較嚴格，多年前就要求農貿市場全部使用可降解塑料袋。但小作坊、游擊隊生產出來的塑料袋，總是能比他們便宜幾厘錢。
　　“我們賣5分，他們就賣4分5；我們賣4分5，他們就賣4分2，根本沒法競爭。”在數千計小作坊的價格包圍戰之下，他們被擠壓得幾乎沒有立足之地。
　　據郭文慧介紹，公司成立7年，一直從事可降解塑料薄膜的生產和研發。這7年來，由于對普通塑料袋沒有限制，公司的環保塑料袋銷路一直上不去，賺不到錢，苦苦掙扎。如今“限塑令”來了，他們認為春天終于到了。為此他們專門開會，研究公司下半年增加生產線的計劃，還趕制了新產品。郭文慧還表示，“限塑令”剛實行時，公司每天可生產6噸左右可降解塑料袋。但僅僅十幾天后，他們的產量已下降到2至3噸左右。用郭文慧的話說，就是“剛飄到天上，又重重摔了下來”。
　　正規企業輸給小作坊
　　《市場報》記者調查發現，“限塑令”實施后，相關環保企業重新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政策的連續性。郭文慧指出，“限塑令”實行的最初幾天，由于有關部門抓得嚴，許多塑料袋生產企業，尤其是用廢舊塑料回收再生產的企業紛紛停業，這讓茂達公司業務迅速上升。可過了一段時間之后，社會關注度一低，那些企業又紛紛重新開始生產，導致茂達公司生產銷售迅速下滑。
　　其次，高成本的可降解塑料袋面臨成本劣勢。據郭文慧介紹，即使與完全用新料生產的塑料袋相比，每只可降解塑料袋的成本大約要高15%，而與用回收塑料生產的塑料袋相比，可降解塑料袋的成本則要高出40%至50%。可降解塑料袋根本沒有價格優勢。而塑料袋生產的門檻太低，有關部門又無法完全取締生產劣質塑料袋的小作坊，導致可降解塑料袋生產企業無法與小作坊競爭。郭文慧說，他們有6條生產線，投資數千萬元，作為正規的廠商，每“走”一卷塑料袋都要有發票；而生產塑料袋的小作坊原料低廉，一個小院子就是一個工廠，一輛自行車馱著就能銷售，沒有稅負和員工的保險福利支出，價格自然有優勢。
　　要謹防“擦邊球”
　　郭文慧還告訴記者，“限塑令”一來，“擦邊球”也出現了。
　　“限塑令”實施之初，農貿市場確實進了一批符合規定的塑料袋。但一段時間后，這些袋子只是放在明面上應付檢查，日常用的還是免費的超薄塑料袋。
　　由于“限塑令”對生鮮食品的預包裝袋沒有做出明確限制，商戶還找到了另外一種規避辦法，就是向顧客供應“連卷袋”。一些消費者買東西時多扯幾個這種“連卷袋”，“限塑令”在效果上就打了水漂。而生產預包裝袋的廠家也發現了這個商機，“限塑令”之后，他們供應的“連卷袋”尺寸做得更大了，除了沒有提手，幾乎等同于以前的塑料袋。
　　不過，郭文慧告訴記者，有關部門已經發現了這個漏洞。7月25日，杭州市農貿市場的主管單位——杭州市貿易局對農貿市場使用的食品預包裝袋提出了要求：一是要求它達到食品級包裝袋標準，二是提出了厚度要求，三是同樣要求印刷廠名廠址。但郭文慧說，杭州市貿易局雖然是農貿市場的主管部門，但沒有執法權。如果工商、環保、質監部門不去檢查執法，恐怕貿易局的決定也只能是“光打雷，下不雨”。
　　郭文慧還告訴記者，她早已從一個科研院所考察了一個新的環保項目，就是全植物原料、不會造成任何污染的塑料袋，需要投資800萬元。她說，如果“限塑令”能夠執行下去，小作坊能從源頭被控制，她就投資上馬這個項目；如果不行就放棄，轉產搞別的。但她又惋惜地告訴記者：“如果我不上這個項目，估計也不會再有別人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