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一些國家正在制定包含“碳關稅”條款的法案，有的國際組織也提出“碳關稅”可適用于國際貿易規則。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日前就此發表談話指出，中方一貫主張與國際社會共同應對氣候變化，但部分發達國家提出對進口產品征收“碳關稅”的做法，違反了WTO的基本規則，是以環境保護為名行貿易保護之實。】

       【我要印】據報道：近日，一些國家正在制定包含“碳關稅”條款的法案，有的國際組織也提出“碳關稅”可適用于國際貿易規則。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日前就此發表談話指出，中方一貫主張與國際社會共同應對氣候變化，但部分發達國家提出對進口產品征收“碳關稅”的做法，違反了WTO的基本規則，是以環境保護為名行貿易保護之實。

       “碳關稅”成貿易保護最佳借口

       “碳關稅”是指對高耗能的產品進口征收特別的CO排放關稅。早在今年3月，美國能源部長朱棣文在美國眾議院科學小組會議上就曾表示，為了避免美國制造業處于不公平競爭狀態，美國計劃向進口商征收“碳關稅”。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雷明表示，當前形勢下，這一關稅政策帶來的隱性壁壘——綠色壁壘不容忽視。他解釋，綠色壁壘是指國際貿易中一個國家為了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憑借自身先進的環保技術，利用國際社會對環保問題的廣泛關注和人們環境意識的增強，通過刻意提高貿易關稅如“碳關稅”和非關稅如環境標準等手段，阻礙他國產品進入本國市場，從而保護本國市場的貿易形式。

       雷明指出，“碳關稅”的提出，目的是發達國家憑借其在新能源技術及產品方面的優勢，選擇將高能耗、高排放、低效率部分轉移至新興經濟體。發達國家一方面從中補償自身在此次金融危機中的損失，另一方面借機完成對碳排放產業的革命，從而成為全球這一產業的絕對上游，成為產業主導者、規則締造者、定價權控制者。在此過程中，新興經濟體只能通過技術引進、準入規則、低水平復制，接受發達國家的游戲規則。這對中國來說，無論是對宏觀經濟還是各個產業特別是造紙、鋼鐵、水泥、化肥以及玻璃制品業的發展都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對此，中國企業聯合會研究部繆榮博士也深表憂慮。從現實利益看，“碳關稅”作為一種新的貿易壁壘可能會得到一些發達國家支持。繆榮說：“現在全世界都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危機，保護主義勢力抬頭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世界銀行最新的報告顯示，目前有17個國家在最近新增了貿易保護條款。對發達國家首腦來說，追求‘負責任’的國際聲譽的緊迫性遠遠比不上解決國內失業、經濟蕭條等現實問題。”

       傳統的貿易保護措施在WTO框架內難以找到合法的依據，而“碳關稅”作為一種新的手段經過包裝似乎有這種可能性。另外，從經濟利益看，“碳關稅”照顧到了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利益，能夠取得大多數發達國家的支持。

       對發展中國家不公平

       “‘碳關稅’是非常不公平的做法。”上海交通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所所長王曦說，“中國是‘世界工廠’，為發達國家生產最終產品。現在發達國家既使用了最終產品，避免了本國生產最終產品所產生的碳排放，還要對發展中國家征收‘碳關稅’，這是很不公平的。中國向來主張貿易和碳排放是兩個不同體系的問題，應該分別公開來談判，而不應把二者放到一起。”

       王曦指出，“碳關稅”不僅違反了WTO的基本規則，也違背了《京都議定書》確定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氣候變化領域“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這一責任就是發達國家應承擔更大的責任，按照更大的責任來衡量，“碳關稅”是與之相違背的，這嚴重損害了發展中國家利益。此舉只會擾亂國際貿易秩序，引發貿易戰。

       據了解，當前我國碳排放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貿易、投資、國際產業轉移引起的，由于國際產業結構的調整，發達國家把這些高污染的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產品最終出口到發達國家，污染卻留在了發展中國家。

       “發展中國家只是最近幾年才開始增加碳排放，而且在節能減排方面已經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動。”王曦說。

       繆榮指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碳關稅”是發達國家體現經濟霸權的一種新形式，放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看，將是“頭腦國家”對“軀干國家”的一種新型掠奪。

       專家建議積極開展“環境外交”

       對于如何應對“碳關稅”問題，有關專家也給出了建議。繆榮博士說，中國最根本的應對手段是可持續地擴大內需，減少出口依賴度，特別是高耗能產品的出口依賴度。

       他表示，從短期來看，應該做兩手準備，一方面，加強對國際貿易規則的研究，聯合其他發展中國家適時提出有利于自己的新主張，通過國際協調機制維護自己正當的權益；另一方面，積極履行國際減排義務，加快發展新能源和新材料產業，實現經濟結構調整和企業升級轉型。

       雷明建議，中國應積極開展“環境外交”，加強同國際社會就“碳關稅”等問題的溝通，積極參與包括“碳關稅”在內的各項國際環境公約和國際多邊協定中環境條款的討論和談判，將我國國情及具體問題納入討論和談判范圍，提出自己的建議，主動成為規則的參與者、制定者，制定利于多贏的新規則，使我國從一開始就處于更為有利的地位，為企業生存和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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