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大事記：1963年
2009-09-24 09:28 來源：中國網 責編：樂軒
“向雷鋒同志學習”
雷鋒，原名雷正興，1940年12月18日出生于湖南省長沙望城縣簡家塘一個貧苦農民家里。解放后，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入學讀書。參加工作后，多次當選為勞動模范。1960年參軍入伍。在兩年多的時間里，先后立功三次，還被評為模范共青團員和節約標兵。1962年8月15日因公殉職。1963年初，他的優秀事跡公開報道。1963年3月2日，《中國青年》雜志首先刊登了毛澤東“向雷鋒同志學習”的題詞。3月5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等都刊登了毛主席的題詞手跡。第二天，《解放軍報》又首次刊登了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同志的題詞手跡。《中國青年報》隨即轉載。以后，陳云、葉劍英等同志也為雷鋒題了詞。
由于老一代革命家的積極倡導，學習雷鋒的活動很快從軍隊向全國各行各業發展，迅速興起了一個全國范圍的學雷鋒熱潮。共青團中央、全國總工會和全國婦聯相繼做出決定，并以各種形式組織了學習和宣傳雷鋒的活動。全國性的報紙，如《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中國青年報》、《光明日報》等，以及地方報紙，都用大量篇幅報道了各地開展學雷鋒活動的情況，以及雷鋒事跡、雷鋒日記等。文化藝術和出版部門還出版了圖書和畫冊，演映了雷鋒的電影。隨著學雷鋒活動的深入開展，全國各行各業和各條戰線上，涌現出成千上萬雷鋒式的先進人物，社會上迅速地出現了一種奮發圖強，積極向上的精神，進一步地形成了一種良好的社會新風氣。
增產節約和“五反”運動
增產節約和“五反”運動是1963年在全國各城市開始試點展開的以增產節約為中心的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簡稱“五反”）的運動。
1962年1月七千人大會后，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果斷措施，調整國民經濟，中國經濟情況有了好轉。但是，在經濟生活中還存在著一些問題。例如，在國營企業、合作社企業中，在生產過程中、商品流通過程中，都存在著浪費國家資財的現象。在工業、交通和基本建設方面，原料、材料、燃料、勞動力的浪費很大。在商業和物資管理方面，中間環節過多，物資調撥和商品流向不合理，驗收、管理不嚴格，許多物資霉爛、變質、報廢。一部分干部損大公，肥“小公”，不顧大局，只顧局部利益損害國家利益的分散主義、特別是本位主義滋長起來。貪圖個人享受、講排場、鋪張浪費、假公濟私、多吃多占、濫用國家資財的現象也時有發生。更有甚者，一些黨員、干部貪污盜竊國家資財，搞投機倒把。為了保證1963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和國家財政預算的圓滿完成，爭取經濟情況進一步的全面好轉，使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國民經濟更快的發展，為了健全制度，改進思想作風，中央認為，有必要在全國范圍內，在縣級以上的黨、政、軍、民機關，國營和合作社企業、事業單位，物資管理部門，文教部門中有領導、有步驟地開展一次新“五反”運動。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會議討論了在城市搞好“五反”運動、嚴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貿易和堅決打擊投機倒把等問題。1963年3月1日，中央頒發了《關于厲行增產節約和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的指示》。1963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又批轉國家經委《關于工業交通企業開展增產節約和“五反”運動座談會的紀要》。
到1965年底，全國共有1800多個國營工交企業，開展了增產節約和五反運動。運動解決了干部作風和經營管理中的一些問題，打擊了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等犯罪活動，以及少數人的破壞活動。由于運動是有領導地分期分批進行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減輕了運動的消極方面，并且由于中央一再強調在運動中必須以增產節約為中心，所以全國經濟調整工作沒有受到很大影響。
“四清”運動
“四清”運動是1963至1965年期間，根據中共中央連續發布的《十條》和《二十三條》指示，在我國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場運動在農村被稱為“四清”，在城市被稱為“五反”，統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后來又改稱“四清”運動。
在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絕對化，發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爭以后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進一步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并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1963年至1965年間，在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雖然對于解決干部作風和經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這些不同性質的問題都認為是階級斗爭或者是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層干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在1965年初又錯誤地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左”的錯誤的不斷發展，使得黨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界學術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教育科學文化問題上發生了愈來愈嚴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來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雷鋒，原名雷正興，1940年12月18日出生于湖南省長沙望城縣簡家塘一個貧苦農民家里。解放后，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入學讀書。參加工作后，多次當選為勞動模范。1960年參軍入伍。在兩年多的時間里，先后立功三次，還被評為模范共青團員和節約標兵。1962年8月15日因公殉職。1963年初，他的優秀事跡公開報道。1963年3月2日，《中國青年》雜志首先刊登了毛澤東“向雷鋒同志學習”的題詞。3月5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等都刊登了毛主席的題詞手跡。第二天，《解放軍報》又首次刊登了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同志的題詞手跡。《中國青年報》隨即轉載。以后，陳云、葉劍英等同志也為雷鋒題了詞。
由于老一代革命家的積極倡導，學習雷鋒的活動很快從軍隊向全國各行各業發展，迅速興起了一個全國范圍的學雷鋒熱潮。共青團中央、全國總工會和全國婦聯相繼做出決定，并以各種形式組織了學習和宣傳雷鋒的活動。全國性的報紙，如《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中國青年報》、《光明日報》等，以及地方報紙，都用大量篇幅報道了各地開展學雷鋒活動的情況，以及雷鋒事跡、雷鋒日記等。文化藝術和出版部門還出版了圖書和畫冊，演映了雷鋒的電影。隨著學雷鋒活動的深入開展，全國各行各業和各條戰線上，涌現出成千上萬雷鋒式的先進人物，社會上迅速地出現了一種奮發圖強，積極向上的精神，進一步地形成了一種良好的社會新風氣。
增產節約和“五反”運動
增產節約和“五反”運動是1963年在全國各城市開始試點展開的以增產節約為中心的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簡稱“五反”）的運動。
1962年1月七千人大會后，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果斷措施，調整國民經濟，中國經濟情況有了好轉。但是，在經濟生活中還存在著一些問題。例如，在國營企業、合作社企業中，在生產過程中、商品流通過程中，都存在著浪費國家資財的現象。在工業、交通和基本建設方面，原料、材料、燃料、勞動力的浪費很大。在商業和物資管理方面，中間環節過多，物資調撥和商品流向不合理，驗收、管理不嚴格，許多物資霉爛、變質、報廢。一部分干部損大公，肥“小公”，不顧大局，只顧局部利益損害國家利益的分散主義、特別是本位主義滋長起來。貪圖個人享受、講排場、鋪張浪費、假公濟私、多吃多占、濫用國家資財的現象也時有發生。更有甚者，一些黨員、干部貪污盜竊國家資財，搞投機倒把。為了保證1963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和國家財政預算的圓滿完成，爭取經濟情況進一步的全面好轉，使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國民經濟更快的發展，為了健全制度，改進思想作風，中央認為，有必要在全國范圍內，在縣級以上的黨、政、軍、民機關，國營和合作社企業、事業單位，物資管理部門，文教部門中有領導、有步驟地開展一次新“五反”運動。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會議討論了在城市搞好“五反”運動、嚴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貿易和堅決打擊投機倒把等問題。1963年3月1日，中央頒發了《關于厲行增產節約和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的指示》。1963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又批轉國家經委《關于工業交通企業開展增產節約和“五反”運動座談會的紀要》。
到1965年底，全國共有1800多個國營工交企業，開展了增產節約和五反運動。運動解決了干部作風和經營管理中的一些問題，打擊了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等犯罪活動，以及少數人的破壞活動。由于運動是有領導地分期分批進行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減輕了運動的消極方面，并且由于中央一再強調在運動中必須以增產節約為中心，所以全國經濟調整工作沒有受到很大影響。
“四清”運動
“四清”運動是1963至1965年期間，根據中共中央連續發布的《十條》和《二十三條》指示，在我國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場運動在農村被稱為“四清”，在城市被稱為“五反”，統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后來又改稱“四清”運動。
在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絕對化，發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爭以后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進一步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并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1963年至1965年間，在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雖然對于解決干部作風和經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這些不同性質的問題都認為是階級斗爭或者是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層干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在1965年初又錯誤地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左”的錯誤的不斷發展，使得黨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界學術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教育科學文化問題上發生了愈來愈嚴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來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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