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制度層面上真正接受市場經濟，是從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開始的。這次全會上明確提出：“商品經濟充分發展是人類社會不可逾越的一個階段”，并決定在社會主義的旗幟上加上市場經濟。25年來，商品和要素的市場體系基本形成，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總量中的比重已經超過公有制經濟，立法體系相應地作了大幅度調整，一切合法的公私財產都受到同等的保護和尊重，國家鼓勵和支持私人創業，國有企業絕大多數已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大量中小國有企業已經改制為民營企業。中國加入WTO前后對貿易政策和競爭規則已做了大幅度的適應性調整，給在華外資企業以國民待遇，中國以平等互利、合作共贏的原則，積極參與國際經濟交往。參照國際通行的做法，政府對經濟運行的宏觀管理，主要借助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實施間接調控，而不是直接的行政管制。政府的運行機制和職能定位已經并將繼續進行結構性改革和調整，重點是完善基本公共品（基礎教育、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基本住房、基本就業、基本社會保障、基本文化權益、環境保護政策）供給機制，提高政府運行效率和服務社會的水平，降低公共部門運行成本，改善民生，縮小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發展水平的差距。

　　25年的經濟市場化實踐，作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建設的一個階段，其總體上是成功的，許多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長期解決不了的問題，有的解決了，有的緩解了。以中國的出版行業為例，通過近年來持續深化出版體制改革，一大批經營性出版發行單位轉制為企業，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文化產品也成為真正的商品，在經濟社會中生產和流通，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出版生產力，使這一中國計劃經濟的“最后孤島”發展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具活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我們也很清楚，在宏觀管理、微觀機制、調整經濟結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體系等方面，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需要繼續深化改革，繼續擴大對外開放。通過深化改革，才能解決發展中出現的新的深層次問題；通過對外開放，才能促進改革的深化，加速發展，為全球經濟的恢復和持續協調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國際社會關注中國的第二個原因是：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其發展模式、經濟快速增長、企業和產業競爭力、資源環境狀況，等等，都對國際社會有重大影響。

　　一般認為，后發展國家有后發展的優勢：學習成本低，要素價格低，少走發達國家曾經走過的彎路。然而，后發展國家的劣勢可能比優勢更加顯著：在國際分工體系中處于國際產業鏈的低端，產業體系以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源消耗型產業為主，技術壁壘和知識產權壁壘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后發展國家發揮學習效應來改變其不利地位，以致經濟增長過度地依賴低技能勞動和自然資源的消耗，加劇了環境污染和資源短缺。中國是發展中大國，有責任在對國民負責的同時，對國際資源環境安全負責，為增進人類的共同福祉作出自己的貢獻。所以，中國在自身工業化水平并不高的情況下，卻積極采取措施來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的趨勢，參與了幾乎所有的旨在維護國際環境安全的國際協商機制和聯合行動，整合國內能源企業，出臺法律和政策促進企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鼓勵發展低碳經濟、生態農業、循環經濟，減少自然資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加強生態鏈、供應鏈安全控制，提高污染控制標準。中國的這些措施在短期內無疑會給自己造成巨大的壓力，包括資金壓力、經濟壓力和就業壓力、稅收壓力、研發新能源的創新成本壓力，等等，但中國必將堅定不移地做下去。環境安全是不可分割的，中國現在不會，將來也不會把自身的短期經濟增長建立在損害自己和別人的環境安全的基礎之上。為此，中國今后較長時期內將積極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繼續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我這里要告訴大家的是，大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已成為中國政府調整經濟發展結構的戰略選擇，中國政府已制定頒布了《文化產業振興規劃》，通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大力解放文化生產力，推動文化產業更快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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