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P114】訊：教育部長袁貴仁履新他認為，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基礎在大學，關鍵在政府。政府要鼓勵、支持大學改革和制度創新，而不是助長大學千方百計地去爭取“免費午餐”。

　　年屆59歲的袁貴仁被任命為教育部部長的當天，曾多次向溫家寶總理發問“為什么現在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的著名科學家錢學森辭世。要培養如錢學森一樣具有創新精神的杰出人才，走馬上任的袁部長必須如他自己所言：“從教育這個源頭抓起。”
 

　　“為人正派，廉潔自律。”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建華這樣評價袁貴仁。
 

　　新部長任命僅三天，人民網“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專題點擊率高達10萬次，網友的留言、建議達600多條。
 

　　教育是基礎的民生工程，“網友對新任教育部部長的關注，反映了民眾對教育發展的熱切期待，也含有某些不滿意的情緒。”著名教育問題研究專家熊丙奇說。
 

　　中學教師、人學學者、大學校長、教育部部長---袁貴仁的這四重身份，吸引著人們探究的目光：他將如何展開教育治理思路？
 

　　昔日中學教師清楚義務教育病灶
 

　　“他對中國的教育非常清楚，”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院哲學系原系主任周桂鈿，對曾經共事多年的袁貴仁評價頗高，“他正派、聰明，做事邏輯清楚、有板有眼。”
 

　　對中國教育的“清楚”，從袁貴仁的簡歷中可見一斑：1969年~1978年恢復高考，他在安徽省固鎮縣中學以及五七大學做“教書先生”；1978年后的20余年間，他在北京師范大學求學、任教，先后擔任哲學系副主任、社科處處長、常務副校長、黨委書記以及校長，在此期間，還兼任過北京市教委主任；2001年以后的8年間，他進入教育部任副部長，分管招生、財務、黨建、紀檢等工作。
 

　　網友認為，袁貴仁曾任“中學教師”的經歷難能可貴。而這位昔日的中學教師，如今的教育部部長，也確實如網友所愿，對中國義務教育的病灶了如指掌。
 

　　2007年，在談及治理教育亂收費問題時，時任教育部副部長的袁貴仁曾這樣概括：“窮國辦大教育”依然是我國現階段的基本國情，教育投入依然嚴重不足與教育事業應適當超前發展之間的矛盾，優質教育資源匱乏，學校之間的差距大與廣大群眾期盼教育公平、接受高質量教育需求之間的矛盾，義務教育發展現狀與廣大學生家長為子女接受教育的選擇性需求之間的矛盾，必須在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加快教育發展中逐步解決。
 

　　此前一年，袁貴仁在出席《教育家成長叢書》出版座談會上說，“擇校”其實是擇教師、擇好教師，突出反映了人民群眾對優質教育資源需求與供給不足的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建設德才兼備的高素質專業化的教師隊伍，發展高質量的教育。
 

　　他曾在《經濟日報》上撰文指出，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前提、社會和諧的重要基礎。要縮小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和學校之間的差距，有效解決擇校問題、上學難上學貴的問題，切實實現教育的起點公平。
 

　　至于減輕學生課業負擔、推進素質教育，“我們可以多用幾把尺子來衡量，多一把尺子，就會多一批好的學校，就會多一批好的教師，多一批好的學生。”他說。
 

　　曾任校長洞悉高校體制
 

　　復旦大學一位熟悉袁貴仁的教授認為，袁貴仁是典型的“學者型”官員。他曾被稱為當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三面旗幟之一”，還是中國價值理論和最早在我國開展“人學”研究的學者之一。
 

　　這位教授認為，袁貴仁對于扶植包括北京師范大學在內的全國高校人文社科類學科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袁貴仁曾在很多場合強調，“要創新人文社會科學，培育中華民族精神”，“人文社會科學要面向經濟建設主戰場，加大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服務的力度”。
 

　　“期待新任部長可以改善綜合大學里人文社科類學科的地位。”這位教授說。
 

　　而袁貴仁的哲學家氣質，在任職教育部副部長的8年中也有所展現。教育部前新聞發言人王旭明在《為了公開》一書中對這位老領導的評價是：對新聞宣傳的指導與部署多少都帶有些哲理色彩。
 

　　他會把自己讀《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中國教育報》的感想與評點，送給新聞辦參考；還會贈書給部下，鼓勵“多研究些問題，多深入思考些問題”。
 

　　周桂鈿告訴記者，袁貴仁擔任北京師范大學校長期間，就是通過研究、思考破解了很多“老大難”問題。
 

　　比如，他曾用4個小時詳解教師職稱評定標準、程序。“在這之前，他收集了全國多所高校的職稱評定方案，取各家所長。”周桂鈿告訴本刊記者，方案公布之前，他還召集老教授、中青年教師開座談會，聽取意見。
 

　　“以前教師職稱評定總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程序不公開，標準不具體。”周桂鈿說，袁貴仁的方案實施后，做系主任省心不少，能否評上，教師自己對照一下標準就知道了。
 

　　早在2000年，袁貴仁就在北師大建立了面向全校師生的科研津貼制度。當年，北師大拿出2700萬元，用于提高教師收入。津貼數額與教師的工作量、承擔的科研項目量、發表的科研成果論文和獲得的科研獎勵以及科研成果的推廣應用和轉化率直接掛鉤。
 

　　袁貴仁認為：“有一流的學科帶頭人，才有一流的學科；有一流的學科，才有高水平的大學。”為此，在1999年，北京師范大學創造優越條件引進三位院士。
 

　　前述復旦大學教授稱，袁貴仁執掌北京師范大學的教育理念，值得高校借鑒和推廣。
 

　　袁貴仁在北京師范大學工作的20余年間，對中國高等教育的改革和發展思考頗多。他曾撰文倡建現代大學制度，在政府的宏觀調控下，大學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實行民主管理。
 

　　他認為，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基礎在大學，關鍵在政府。政府要鼓勵、支持大學改革和制度創新，而不是助長大學千方百計地去爭取“免費午餐”。
 

　　而在進入教育部任職后，袁貴仁的觀點更顯擲地有聲：“建設創新型國家，必須培養創新型人才，實行創新性教育，建設創新型學校。”
 

　　新部長面臨大考
 

　　擺在袁貴仁面前的中國教育，常遭輿論詬病：素質教育難以落實，教育公平欠缺，學術造假案頻出，高校腐敗屢有曝光。
 

　　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每有積弊爆發，袁貴仁都會發出聲音。
 

　　2002年，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反思劉海洋傷熊事件，不能把全部責任推給大學。他希望“通過此事把素質教育向前推進，使我們的孩子真正成為健康的人”。
 

　　在2004年全國普通高校招生工作會議上，袁貴仁指出：“考試管理已經到了非抓不可，非狠抓不可的時候了。”他強調要切實遏制高校招生中的不正之風，絕不允許搞“考場腐敗”。
 

　　同一年，他還表態：加強學術規范與學風建設，既要靠完善學術激勵機制，還要靠建立健全學術懲戒機制。為此，要盡早拿出《關于懲治學術不端行為的意見》，作為各地各校處罰學術失范的基本依據。
 

　　2009年10月，武漢大學腐敗案發生后，他在“教育部開展工程建設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工作視頻會”上表示，直屬高校教育基建領域反腐倡廉任重道遠。
 

　　而熊丙奇則認為，依靠教育部部長解決一個個具體的問題，并非最佳的教育治理路徑。教育體制改革的目標，應該是理順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的關系，也就是辦學體制問題。“教育改革說到底是一個放權賦權、管理平衡的問題。”
 

　　2000年袁貴仁提出的“建立現代大學制度，既要有強有力的政府教育行政部門，又要有強有力的大學”，表達了同樣的改革思路。
 

　　“但政府部門單一主導很難全面反映民意、體現各方利益的博弈，擺脫不了基本利益的糾纏。”熊丙奇估計，這是《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遲遲難以出臺的原因之一。
 

　　據記者了解，2008年11月，袁貴仁曾率調研組赴湖北，就完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進行了專題調研。今年上半年，他又多次帶隊赴重慶等省市調研，聽取各地教育界對《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的意見。
 

　　這部綱要將以怎樣的面貌問世，恐怕是袁貴仁走馬上任后的一次大考。這位重視調研的新任教育部長會交出怎樣的答卷，還有待時間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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