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扶風教育局被指統一全縣作業本印刷收回扣
2010-06-21 00:00 來源:中國青年報 責編:龜山隱真
- 摘要:
- 印刷廠的停產,是由于以前給活兒干的扶風縣教育局終止了他生產作業本的資格。“這些年,我該給的都給了,該送的都送了,沒想到竟是這樣的結果!”雖然教育局給出了終止資格的理由,但想不明白的袁興才,仍然在氣惱之下找到當地媒體,將縣教育局收取高額回扣的內幕翻出來——“吃了我的給我吐出來”。
【CPP114】訊:陜西省扶風縣南陽初中的一處后院里,是一排破舊的教室。小兒麻痹后遺癥患者袁興才一手辦起來的扶風縣興財印刷廠就在這里。
憑借這個小小的印刷廠,38歲的袁興才養活著妻兒老小,也被評為市級“殘疾人自主創業標兵”。然而眼下,這個印刷廠已基本停產,廠房里的機器落滿厚厚的灰塵,庫存的作業本半成品層層堆積。
印刷廠的停產,是由于以前給活兒干的扶風縣教育局終止了他生產作業本的資格。“這些年,我該給的都給了,該送的都送了,沒想到竟是這樣的結果!”雖然教育局給出了終止資格的理由,但想不明白的袁興才,仍然在氣惱之下找到當地媒體,將縣教育局收取高額回扣的內幕翻出來——“吃了我的給我吐出來”。
縣教育局“統一管理”全縣11個印刷廠
袁興才辦廠搞印刷已有十多年時間。2000年,扶風縣教育局將全縣11個印刷廠“統一管理”,承印各自所在地區的各類學生作業本及學校辦公用品。
所謂“統一管理”,就是由縣教育局統一供給紙張,統一作業本封面圖案(但紙張費用、封面版費由印刷廠自己負擔),作業本的價格也由教育局統一定價。每個學期,各個印刷廠按照教育局下達的配套數量,將印制好的作業本發放到各個學校。
作業本的收費,由學校從學生手中統一收取后交到鄉鎮教育組,而后上交縣教育局勤工儉學辦公室,最后,由勤儉辦和各印刷廠結賬。“統一管理期間,勤儉辦每年召集各印刷廠廠長開會3到4次,會上分配印刷數量、發放配套表。”
這樣的“統一管理”一直持續了9年。2008年12月中旬,袁興才突然接到勤儉辦的電話,通知說要檢查印刷廠的全套證件。袁興才拿著個體工商營業執照、稅務登記證,以及印刷經營許可證的復印件交了上去。
十幾天后的2009年1月1日,勤儉辦再次召集11家印刷廠廠長開會。會上宣布:5家印刷廠繼續取得承印學生作業本的資格,包括袁興才在內的其余6家“出局”。
勤儉辦給出的理由是,這6家印刷廠證件不全,不能繼續生產。其中,袁興才的廠子屬于“印刷許可證”過期失效。得到消息后,袁興才急忙找到教育局領導,表示自己的“印刷許可證”已拿去換領,再過幾天就可以拿到。然而,他的申辯最終沒有得到認可。
“干了這么多年,說不行就不行了?”袁興才認為,印刷廠賺的是辛苦錢,教育局卻只憑借著“行業壟斷”,動動口就獲取了相當的利潤。證件過期無可否認,但讓袁興才不甘心的還有個原因:幾年前,教育局曾出面督促更新設備,自己為此四處借貸貼了近20萬元,“直到現在,貸款都還沒還上,機器卻因為停產成了廢鐵一堆。”
印刷廠年年被教育局揩油水
認為教育局過于“薄情”的袁興才,面對媒體攤開了自己和扶風縣教育局十年來的部分往來賬目,以及受到教育局監管的一些書面材料,用于揭露“區區幾元錢作業本后的巨大利益鏈條”。
“一般情況下,16開大小、50頁的作業本,向學生收費是1本1元錢,勤儉辦給印刷廠付賬為0.63到0.65元;32開大小、40頁的作業本,向學生收費為0.45元,勤儉辦給印刷廠0.22到0.23元。”袁興才告訴記者,這中間的差價利潤不小。
此外,各個印刷廠通過教育局購進的原材料紙張,價格與市場價相當,“但教育局統管著11家印刷廠的原材料采購權,他們談的價格肯定要低得多。”
“玄機”不止于此。按照袁興才算的賬,自己的印刷廠在作業本生產過程中,每學期的經營入賬為3到4萬元,但在和勤儉辦結賬時,都會少收8000元左右。他出示的與各校結算清單顯示:2007年春季,他供給的南陽鎮的學生作業本費應收39584.4元,教育局給他的實際結賬卻為31000元;2009年春季,南陽鎮和法門鎮黃堆鄉共應收學生作業本費59379.5元,教育局給他的結賬為39000元,“這中間的差價被扶風縣教育局勤儉辦占有了。”
和袁興才同樣遭遇的還有三家印刷廠的負責人——畢乃賢、強栓平、辛明師,曾分別負責召公、天度、杏林三個鄉鎮的中小學作業本供應,他們也向記者出示了相應的收據。
強栓平的印刷廠,負責天度鄉中小學作業本的供應。2009年春季,天度鄉共收取作業本費27809.3元,勤儉辦只給他了19579.89元,少了8229.41元。辛明師負責杏林鎮的作業本供應,學生交作業本費為35384.3元,結賬為25500元,9884.3元不知去向。
“僅這四個鄉鎮一學期收取的作業本費,教育局就要獲利38493元。”袁興才說,這四個鄉鎮是扶風縣學生人數相對少的,其它如城關、法門等鎮學生人數更多。
袁興才向記者出示的一份“2008年秋季扶風縣教育局作業本收費標準表”顯示:學前班為4.8元,小一、小二8.4元,小三、小四13.8元,小五、小六14.8元,七年級16元,八年級17元,九年級18元,高中19.5元。“扶風縣每年約有十四、五萬學生,作業本一項的收費累計數額可不是個小數字。”
按照袁興才的算法,教育局每學期從每個印刷廠作業本費中抽取8000到10000元,一年約為兩萬元,原來扶風縣有13個鄉鎮(現合并為11個),按照保守估算,每年獲利將近30萬元,“從2000年到2009年,教育局每年強行給各校學生配作業本、試題等,十年獲利多少?誰都能算出這個數。”
攥在袁興才手中的收據有厚厚一摞,幾乎每份都蓋有“扶風縣教育局勤儉辦”的公章,還有各個學校校長的簽名。強栓平出示的和教育局勤儉辦的結算清單更全,從2004年~2009年,每張都詳細記錄了各學校收取作業本費的情況。
教育局扣留的作業本費去了哪里
在扶風縣教育局勤儉辦,工作人員王富強證實了取消袁興才等人作業本生產資格是“因為證件不全”的說法。但對所涉及的作業本差價問題,王富強始終避而不談。
他告訴記者,袁興才反映的事已有部門前來調查過,局里對此作出一份專門的“情況說明”。記者提出要看一看內容,手執“情況說明”的王富強卻一再堅持“還是別看了”。
“當初,對全縣的印刷廠統一管理是為了規范經營。”縣教育局主管勤儉辦的副局長李新安表示,大約在2000年前后,幾個鄉鎮的教育助理員出了“吃回扣”的事,格局上比較亂,加上這些印刷廠的廠房多是廢舊教室,安全問題讓人操心。
“全縣統一進行管理,不僅作業本價格便宜了,又可以統一規格、質量。”李副局長說,同樣的本子,學生從學校買要比超市里還要便宜幾角錢。“站在維護群眾利益的角度看,這種做法沒有大的原則問題,教育局干這事起碼沒有虧老百姓。”
至于收費環節中的差價,李副局長表示的確存在,“每學期有個六、七萬吧”。“這些印刷廠,原來基本都在學校里面,包括管理也歸學校,后來才歸到勤儉辦統一管理,這些錢也可以算是印刷廠交給校方的承包費。”
那么,教育局多年獲取的錢去了哪里?李副局長表示:具體不清楚,按道理應該是進了縣核算中心,入到縣財政的綜合股賬里。然后,再根據計劃情況套用。如果不按計劃入賬,那就是“小金庫”。
然而,教育局會計董天海卻說:“學校收的本子費肯定進不了教育局的賬,就沒有作業本費這個收費項目,錢怎么能進會計核算中心?”在扶風縣機關會計核算中心,工作人員也向記者表示,要入會計核算中心的賬務,必須有行政事業性收費票據,學生作業本一般都不開票據,怎么能入到核算中心的賬上?
“今年的六七萬元,一分也沒有花,至于以前的怎么花掉了,我是2009年3月才來教育局的,不清楚。錢的事,還是問一把手局長吧!”
采訪期間,記者多次試圖與扶風縣教育局長何宗科取得聯系,但何局長以“正在開會”等理由未接受采訪。教育局每年扣出的作業本費,究竟去了哪里?面對兩位局長的避而不談,這個問題仍然成謎。
鄉村教育遭遇難解困窘
“作業本的差價,沒有任何政策依據,的確是在違規收費。”面對記者,扶風縣教育局的副局長李新安的態度算得上是坦誠。但同時,他堅持認為,這種收費的做法“并沒有違背良知”。
不管教育局是不是賺了錢,“關鍵是學生家長沒有多掏錢,買本子反而便宜了。”與此同時,鄉村教育面臨的卻是基礎薄弱、投入有限的困窘。處處要用錢,錢從哪里來?是個令基層的教育局長們始終頭疼的事情。
學生的教育“人頭費”,從財政直接下撥到學校,而教育管理部門則需要常常應付些類似“矮馬配大鞍”的花銷用度。
比如,2009年高考前,要求每個考場都要安裝攝像監控設施。“國家的本意是要在北京、上海、廣州三市搞試點,結果我們這里地處西部也要搞。”全縣200多個考場,安裝下來至少得將近200萬元!這些錢從哪兒來?財政上不出錢,要教育局自己想辦法,直到現在,這一大筆錢還欠著。
“扶風的鄉村教育是個啥條件?下去走一走就知道了。”李新安舉了個例子,來一場地震,多數校舍都得塌。現在的校舍,多是當年第一次“普九”時農村自己蓋的,磚頭塊子壘起來的,“有的學校的教師宿舍,兩隔壁的墻上裂縫大得能夠手拉手。”
雖然是這樣,還得推進“新農村衛生校園工程”。這個工程,要在農村學校推廣一種節能、節水的環保廁所,“有關部門拿著圖紙、招標文件來了四五次,市上驗收完了省上還要驗,回回接待不說,請招標辦、組織驗收的錢也都得我們掏。”
扶風全縣公辦學校共計181所,按省上要求,每校需要配備兩名保安,“但保安管理得有一套辦法,身體條件、基本技能、規范管理等等,一項也不能少,一個月下來全縣需要支出30萬元。”有關部門只提了要求,但錢從哪兒出卻沒說法,“要知道,去年全縣的財政收入也只有430萬元”。
還有,去年全國教師實行績效工資,平均每人工資上調600元,僅這一項,全縣教師就需要近5000萬元。“雖然上面給一部分轉移支付,但還有部分資金是需要基層掏的。”
經費再困難,也不能代表作業本差價收費的合理化,同時也擋不住李副局長發出的感慨:“當什么,都比當教育局長強!”無論如何,李副局長面對媒體堅決表示:今年再也不弄這個事,“得不償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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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廠的停產,是由于以前給活兒干的扶風縣教育局終止了他生產作業本的資格。“這些年,我該給的都給了,該送的都送了,沒想到竟是這樣的結果!”雖然教育局給出了終止資格的理由,但想不明白的袁興才,仍然在氣惱之下找到當地媒體,將縣教育局收取高額回扣的內幕翻出來——“吃了我的給我吐出來”。
縣教育局“統一管理”全縣11個印刷廠
袁興才辦廠搞印刷已有十多年時間。2000年,扶風縣教育局將全縣11個印刷廠“統一管理”,承印各自所在地區的各類學生作業本及學校辦公用品。
所謂“統一管理”,就是由縣教育局統一供給紙張,統一作業本封面圖案(但紙張費用、封面版費由印刷廠自己負擔),作業本的價格也由教育局統一定價。每個學期,各個印刷廠按照教育局下達的配套數量,將印制好的作業本發放到各個學校。
作業本的收費,由學校從學生手中統一收取后交到鄉鎮教育組,而后上交縣教育局勤工儉學辦公室,最后,由勤儉辦和各印刷廠結賬。“統一管理期間,勤儉辦每年召集各印刷廠廠長開會3到4次,會上分配印刷數量、發放配套表。”
這樣的“統一管理”一直持續了9年。2008年12月中旬,袁興才突然接到勤儉辦的電話,通知說要檢查印刷廠的全套證件。袁興才拿著個體工商營業執照、稅務登記證,以及印刷經營許可證的復印件交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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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儉辦給出的理由是,這6家印刷廠證件不全,不能繼續生產。其中,袁興才的廠子屬于“印刷許可證”過期失效。得到消息后,袁興才急忙找到教育局領導,表示自己的“印刷許可證”已拿去換領,再過幾天就可以拿到。然而,他的申辯最終沒有得到認可。
“干了這么多年,說不行就不行了?”袁興才認為,印刷廠賺的是辛苦錢,教育局卻只憑借著“行業壟斷”,動動口就獲取了相當的利潤。證件過期無可否認,但讓袁興才不甘心的還有個原因:幾年前,教育局曾出面督促更新設備,自己為此四處借貸貼了近20萬元,“直到現在,貸款都還沒還上,機器卻因為停產成了廢鐵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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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教育局過于“薄情”的袁興才,面對媒體攤開了自己和扶風縣教育局十年來的部分往來賬目,以及受到教育局監管的一些書面材料,用于揭露“區區幾元錢作業本后的巨大利益鏈條”。
“一般情況下,16開大小、50頁的作業本,向學生收費是1本1元錢,勤儉辦給印刷廠付賬為0.63到0.65元;32開大小、40頁的作業本,向學生收費為0.45元,勤儉辦給印刷廠0.22到0.23元。”袁興才告訴記者,這中間的差價利潤不小。
此外,各個印刷廠通過教育局購進的原材料紙張,價格與市場價相當,“但教育局統管著11家印刷廠的原材料采購權,他們談的價格肯定要低得多。”
“玄機”不止于此。按照袁興才算的賬,自己的印刷廠在作業本生產過程中,每學期的經營入賬為3到4萬元,但在和勤儉辦結賬時,都會少收8000元左右。他出示的與各校結算清單顯示:2007年春季,他供給的南陽鎮的學生作業本費應收39584.4元,教育局給他的實際結賬卻為31000元;2009年春季,南陽鎮和法門鎮黃堆鄉共應收學生作業本費59379.5元,教育局給他的結賬為39000元,“這中間的差價被扶風縣教育局勤儉辦占有了。”
和袁興才同樣遭遇的還有三家印刷廠的負責人——畢乃賢、強栓平、辛明師,曾分別負責召公、天度、杏林三個鄉鎮的中小學作業本供應,他們也向記者出示了相應的收據。
強栓平的印刷廠,負責天度鄉中小學作業本的供應。2009年春季,天度鄉共收取作業本費27809.3元,勤儉辦只給他了19579.89元,少了8229.41元。辛明師負責杏林鎮的作業本供應,學生交作業本費為35384.3元,結賬為25500元,9884.3元不知去向。
“僅這四個鄉鎮一學期收取的作業本費,教育局就要獲利38493元。”袁興才說,這四個鄉鎮是扶風縣學生人數相對少的,其它如城關、法門等鎮學生人數更多。
袁興才向記者出示的一份“2008年秋季扶風縣教育局作業本收費標準表”顯示:學前班為4.8元,小一、小二8.4元,小三、小四13.8元,小五、小六14.8元,七年級16元,八年級17元,九年級18元,高中19.5元。“扶風縣每年約有十四、五萬學生,作業本一項的收費累計數額可不是個小數字。”
按照袁興才的算法,教育局每學期從每個印刷廠作業本費中抽取8000到10000元,一年約為兩萬元,原來扶風縣有13個鄉鎮(現合并為11個),按照保守估算,每年獲利將近30萬元,“從2000年到2009年,教育局每年強行給各校學生配作業本、試題等,十年獲利多少?誰都能算出這個數。”
攥在袁興才手中的收據有厚厚一摞,幾乎每份都蓋有“扶風縣教育局勤儉辦”的公章,還有各個學校校長的簽名。強栓平出示的和教育局勤儉辦的結算清單更全,從2004年~2009年,每張都詳細記錄了各學校收取作業本費的情況。
教育局扣留的作業本費去了哪里
在扶風縣教育局勤儉辦,工作人員王富強證實了取消袁興才等人作業本生產資格是“因為證件不全”的說法。但對所涉及的作業本差價問題,王富強始終避而不談。
他告訴記者,袁興才反映的事已有部門前來調查過,局里對此作出一份專門的“情況說明”。記者提出要看一看內容,手執“情況說明”的王富強卻一再堅持“還是別看了”。
“當初,對全縣的印刷廠統一管理是為了規范經營。”縣教育局主管勤儉辦的副局長李新安表示,大約在2000年前后,幾個鄉鎮的教育助理員出了“吃回扣”的事,格局上比較亂,加上這些印刷廠的廠房多是廢舊教室,安全問題讓人操心。
“全縣統一進行管理,不僅作業本價格便宜了,又可以統一規格、質量。”李副局長說,同樣的本子,學生從學校買要比超市里還要便宜幾角錢。“站在維護群眾利益的角度看,這種做法沒有大的原則問題,教育局干這事起碼沒有虧老百姓。”
至于收費環節中的差價,李副局長表示的確存在,“每學期有個六、七萬吧”。“這些印刷廠,原來基本都在學校里面,包括管理也歸學校,后來才歸到勤儉辦統一管理,這些錢也可以算是印刷廠交給校方的承包費。”
那么,教育局多年獲取的錢去了哪里?李副局長表示:具體不清楚,按道理應該是進了縣核算中心,入到縣財政的綜合股賬里。然后,再根據計劃情況套用。如果不按計劃入賬,那就是“小金庫”。
然而,教育局會計董天海卻說:“學校收的本子費肯定進不了教育局的賬,就沒有作業本費這個收費項目,錢怎么能進會計核算中心?”在扶風縣機關會計核算中心,工作人員也向記者表示,要入會計核算中心的賬務,必須有行政事業性收費票據,學生作業本一般都不開票據,怎么能入到核算中心的賬上?
“今年的六七萬元,一分也沒有花,至于以前的怎么花掉了,我是2009年3月才來教育局的,不清楚。錢的事,還是問一把手局長吧!”
采訪期間,記者多次試圖與扶風縣教育局長何宗科取得聯系,但何局長以“正在開會”等理由未接受采訪。教育局每年扣出的作業本費,究竟去了哪里?面對兩位局長的避而不談,這個問題仍然成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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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本的差價,沒有任何政策依據,的確是在違規收費。”面對記者,扶風縣教育局的副局長李新安的態度算得上是坦誠。但同時,他堅持認為,這種收費的做法“并沒有違背良知”。
不管教育局是不是賺了錢,“關鍵是學生家長沒有多掏錢,買本子反而便宜了。”與此同時,鄉村教育面臨的卻是基礎薄弱、投入有限的困窘。處處要用錢,錢從哪里來?是個令基層的教育局長們始終頭疼的事情。
學生的教育“人頭費”,從財政直接下撥到學校,而教育管理部門則需要常常應付些類似“矮馬配大鞍”的花銷用度。
比如,2009年高考前,要求每個考場都要安裝攝像監控設施。“國家的本意是要在北京、上海、廣州三市搞試點,結果我們這里地處西部也要搞。”全縣200多個考場,安裝下來至少得將近200萬元!這些錢從哪兒來?財政上不出錢,要教育局自己想辦法,直到現在,這一大筆錢還欠著。
“扶風的鄉村教育是個啥條件?下去走一走就知道了。”李新安舉了個例子,來一場地震,多數校舍都得塌。現在的校舍,多是當年第一次“普九”時農村自己蓋的,磚頭塊子壘起來的,“有的學校的教師宿舍,兩隔壁的墻上裂縫大得能夠手拉手。”
雖然是這樣,還得推進“新農村衛生校園工程”。這個工程,要在農村學校推廣一種節能、節水的環保廁所,“有關部門拿著圖紙、招標文件來了四五次,市上驗收完了省上還要驗,回回接待不說,請招標辦、組織驗收的錢也都得我們掏。”
扶風全縣公辦學校共計181所,按省上要求,每校需要配備兩名保安,“但保安管理得有一套辦法,身體條件、基本技能、規范管理等等,一項也不能少,一個月下來全縣需要支出30萬元。”有關部門只提了要求,但錢從哪兒出卻沒說法,“要知道,去年全縣的財政收入也只有430萬元”。
還有,去年全國教師實行績效工資,平均每人工資上調600元,僅這一項,全縣教師就需要近5000萬元。“雖然上面給一部分轉移支付,但還有部分資金是需要基層掏的。”
經費再困難,也不能代表作業本差價收費的合理化,同時也擋不住李副局長發出的感慨:“當什么,都比當教育局長強!”無論如何,李副局長面對媒體堅決表示:今年再也不弄這個事,“得不償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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