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P114】訊：11月15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以“中國活字印刷術”為名申報的溫州瑞安木活字印刷術，被列入2010年“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所謂的“急需保護”，已然點痛了木活字印刷術的保護之虞。今天，我們在浙南小村和隱匿已久的木活字印刷術“狹路相逢”，驚訝之余，是“原來你還在這里”的慶幸與感動；只是，我們剛感慨完中華文明神奇的生命力，便要開始憂心忡忡：木活字印刷術的明天，誰來守候？
 

　　他們是最普通的手藝人。刻梓修譜，養家糊口，在經年累月離家謀生的歲月里，時光刻在他們黝黑臉龐上的縱橫溝壑，就像木胚上雕刻的活字一樣分明。
 

　　他們又是傳統譜牒文化和印刷技術的守護者。當人們以為古老的印刷術早已銷聲匿跡時，在浙南一隅的溫州瑞安東源村及周邊地區，仍存有“譜師”這種職業，他們傳承了一整套木活字印刷術，替宗族修家譜、理血脈，在日復一日刻字排版的生涯里，無意間守護了華夏文明的一點星光，令它一直在歷史長河里安靜閃耀。
 

　　11月15日，以“中國活字印刷術”為名申報的瑞安木活字印刷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2010年“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如今，從事木活字印刷的僅有近百人，王超輝、林初寅是國家級傳承人，王釧巧是省級傳承人，他們幾十年來圍著一方活字盤轉，掌握了全套技藝。在瑞安，這樣的譜師僅有11人。
 

　　一頭扎進木活字行當里，總有各自的機緣。探究目的，近兜遠繞也離不了“謀生”這個最原初質樸的動機。而幾十年后，謀生之道被撐上一頂“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華蓋，那就是預期之外的事了。
 

　　起源于白米飯的誘惑

　　走進東源村木活字印刷展示館，王釧巧正在屋里刻木活字。這是他三十幾年修譜生涯中極其平凡的一天。案上放著一版木胚，8行，13列，共104個，上面老宋體的字是剛剛寫好的，字跡工整，墨跡未干，他一個一個刻，落刀輕巧利落。印家譜要用繁體字；木胚上刻寫，還得把字反過來；用來做木胚的棠梨木雖然材質相對細膩，但木頭有紋理，在上頭刻字力度甚難掌握。見王釧巧舉重若輕地挪刀，旁觀的我們忍不住嘖嘖稱奇。他憨厚地笑著，說：“熟練就好。”
 

　　據王釧巧說，譜師的工錢比一般手藝人高得多，三十幾年前，修譜5元一天，其它手藝大約1.8元一天，到了現在，修譜的收入也是一般手藝的兩倍。他入行的緣由既樸素又直白：“我們那時候，讀大學是很遙遠的念頭。初中畢業就開始想，學什么手藝好呢？刻木活字和一般的手藝是不一樣的，工錢高，還受人尊敬，學刻木活字我可以頓頓吃白米飯，學別的大概得吃紅薯。既然老祖宗傳下這個靠頭腦的技術，那我就好好學吧，還能被人尊稱一聲”修譜先生“。”
 

　　人如其名，他的確是個手巧的人，學了兩年半就全會了，一個人挑副擔子就出去接生意，客人不信任這個20出頭的年輕人，他就去找人幫他“裝腔作勢”：“老婆的舅舅字寫得好，我把他找來，裝作是我的老師。我和他一起出去接活，別人一看他的字，就放心了。其實他只會寫字，具體修譜的活都是我干的。”
 

　　王釧巧的修譜生意一直做得不錯，他是當地出了名的頭腦靈活、勤奮好學之人。出師后5年，他花6000塊錢蓋了新房子，而他和同宗另外幾房兄弟居住過的老屋后來就賣給國家，改建成現在的東源村木活字印刷展示館。
 

　　溫州地區商業浪潮激蕩，問他想沒想過干別的，他低頭沉思一會兒，告訴我，有段時間想過要做賺錢更快的生意，但是修譜更安定，每年能賺多少錢，心里是有數的。“溫州人重視血脈，所以重視家譜，別人賺錢多了，我們的工錢也就上去了。”
 

　　于是他靜下心來。一把木活字，摸了35年，如今五十開外的年紀，同樣的環節，熟悉的工具，那么多年也沒覺得膩：“年紀大起來，心里更平靜了，不會有別的想法。每天做一點，做得好一點。”
 

　　王釧巧的同宗兄弟王超輝，想法更瀟灑一些。他倆年齡差不多，都是木活字印刷術主要傳承家族的后代。王超輝也是20歲左右開始學手藝的。“其實我腦子聰明，念書也不差，但我喜歡自由，一時想不透讀書的用處，還是學手藝吧。泥水工之類的活太累，學木活字修譜還能順便懂點文化和歷史，所以就開始跟師傅了。”
 

　　王超輝對自己學修譜的經歷很自豪。“我從小就很喜歡刻字，沒錢買材料，就從小溪里摸點石頭，在上面刻自己名字。”入行后，師傅夸他聰明，說學一年可以抵別人三年。一年后他就真的出師了，“雖然我手藝不錯，但是年輕時候還是要謙虛，要常常請教老師傅。”
 

　　再有悟性的人也會遇到絆腳石。修新譜時，客人提供舊譜做對照，舊譜里有很多冷僻字，譜序、跋、傳記等譜文也都是用古文文法，這些認讀起來很困難，也很難理解意思。“我只能不停翻字典，《學生字典》、《新華字典》都翻破了好幾本。年輕時候腦子好使，古文看多了也慢慢熟悉了。”
 

　　王超輝稱自己是“敬重文化的手藝人”。年輕時脾氣急，在外干活很辛苦，受了氣，也會嚷嚷著“換行當算了”，可是他始終舍不得修家譜時“文化和歷史的味道”以及木活字“古拙的美”，所以他最終也沒離開。用他自己的話說：“年紀越大，越覺得木活字修譜是很適合我的。”多年來，他修譜的足跡遍布浙南、閩北一帶，名聲在外。
 

　　度過煮鶴焚琴的歲月

　　20多歲時，手藝嫻熟了，卻碰上了特殊的時代。70年代，修譜是禁忌，尋根問祖的天然情結被時代挾持，貼上了“搞宗派、搞迷信”的標簽。
 

　　王超輝清楚地記得那幾年偷偷摸摸的日子。他到別人宗族祠堂里修譜，關上門偷偷干，一聽說有外村的陌生人來，話也不敢說，門也不敢出，就在屋子里待著。“木活字的工具不重，我把它們用麻袋一裝，就遮住了，別人看不出我是修譜先生，我就挑著擔子躲進山里干活。那時候到處躲，但很奇怪，還真沒想過停下來干別的。”
 

　　那些日子，王釧巧外出修譜，也從來不說自己是東源村人。他講故事給我們聽。有一次，他修完家譜，宗族里舉行儀式，要“把功德寄給祖先，告訴他后輩在好好生活”。因為被視為是“搞迷信”的事情，所以公社來抓人。正月十八的后半夜，宗族里有人一邊敲他門一邊喊：“先生趕緊跑。”大冬天，他連夜跑到山野里。“跑著跑著碰到了水流，我擔心牛皮鞋進水，只好脫下來提在手里，那時候一雙牛皮鞋可是要穿四五年的。赤腳過河，別提多冷了。”
 

　　這種情況一直到改革開放才逐步改善。戀土懷鄉的情感被壓抑了很久，一旦解禁，很多遠走海外的人也開始回國尋根，找譜師修譜的人絡繹不絕，生意又紅火起來。對比那些東躲西藏的歲月和如今木活字被保護、被尊重的現狀，王超輝不止一次地感嘆：“比起以前，現在能光明正大地修譜，我一個農村的手藝人還受到保護和重視，真的是從未想到的事情。”
 

　　對于修譜的人而言，這顯然是艱難的歲月，但聽他們娓娓道來，倒是一番苦中作樂并且帶著點新鮮刺激的經歷。我們折服于這種堅守和膽識——他們竟沒在那時候想過換個行當，而木活字修譜的技術也竟然在那樣一種煮鶴焚琴的非正常歲月里頑強流傳下來。
 

　　王釧巧和我們半開玩笑地說：“其實那時候生意才好做呢。大家都偷偷摸摸，信息不通，我可以隨便開個好價錢。開放了，修譜先生的價錢大家都知道，我也不敢隨便開高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