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老課本”熱銷的背后
2010-12-22 10:36 來源:中國新聞出版網/報 責編:張健
- 摘要:
- 只要內容好,就有生命力。一個好的出版創意和有價值內容的出版物是經得起時間檢驗的,社會越是發展、文明越是進步,其價值就越會得到關注和彰顯。
【CPP114】訊:
編者按
近來,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5年前出版的“老課本”的熱銷成了社會熱議的話題。本報特別組織了這版文章。在這版文章中,我們經同意透露了社長趙炬在出版社內部的講話,真實表達了出版社的態度和做法;特邀責任編輯介紹了“老課本”出版的過程,重發了“老課本”出版時主要編創人員的思路。
只要內容好,就有生命力
□趙炬
“老課本”突然受到熱議和熱銷。我們是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被動地應對被熱議、被熱銷、被宣傳、被炒作……這在圖書出版發行的歷史上,是個極為少見的案例。幾乎是在出版社已經不作為、不想作為的情況下,完全是在外力的作用下使其暢銷起來的。其因由是,今年9月,由20名一線語文教師組成的第一線教育研究小組出版了一本關于對現行語文教材批判的書——《救救孩子:小學語文教材批判》,將矛頭直對現行小學語文教材。該書以教材點評的方式,刊發了一個名為第一線教育研究團隊的民間研究團體的研究報告。研究者以目前使用最廣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江蘇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小學語文教材中涉及母親與母愛的文章為研究對象,認為存在“四大缺失”,分別是經典的缺失、兒童視角的缺失、快樂的缺失、事實的缺失。或許這“四大缺失”在“老課本”中有較好的體現,“老課本”成了例證。當然,此前關于“老課本”的積極評價也很多,但都沒有與現實掛鉤。不過,重要的是通過它的熱銷我們從中能夠獲得哪些啟發。
“老課本”熱銷給我們的啟示
只要內容好,就有生命力。一個好的出版創意和有價值內容的出版物是經得起時間檢驗的,社會越是發展、文明越是進步,其價值就越會得到關注和彰顯。
“老課本”被熱議和熱銷,是責任編輯認真設計體例和形式的結果。今天的讀者主體大都是新中國成立后受中文簡體字教育的,其閱讀習慣是橫排簡體字。如果不是編輯在編輯這套書時,既保留了原版的影印,又輔以中文簡體字的助讀,那一定會降低多數人的閱讀興趣,甚至“老課本”影印出版的價值也不會被重新發現。看看這套書的序和跋,就更見編輯的匠心了。更重要的是,該書的版本具有相對的獨有性,在一定意義上,是擁有了相對的“自主產權”。
當年責任編輯對選題實施的周密組織,對現在可能產生的無序競爭起到了相對的法律法規的制約作用。責任編輯在當年組織實施這一選題時,在選中原始版本后,認真學習和咨詢了知識產權的相關問題,使出版工作完全在合乎法規的范疇內實施。首先是獲得了著作權繼承人的授權,并簽署了授權書;其次是請著作權繼承人參加編寫,并寫了出版前言。現在很多人以為民國時的出版物拿來出就是了,其實沒那么簡單。我們要繼續保持這種面對知識產權的周密性,使我們的工作經得起司法的推敲。
堅定了對館藏資源開發的信心
作為隸屬于上海圖書館上海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的出版社,近年來,我們一直致力于在開發圖書館資源方面有所作為。因此,我們確定開發項目為“上海圖書館館藏拂塵”,媒體稱“拂塵行動”。而“老課本”的熱議和熱銷,說明我們產品結構調整的成功。
在圖書館資源開發方面,我們主要做了兩方面工作。一方面是面向大眾的、為現實文化背景需要比照過去的內容開發。比如需要重溫的曾有一定歷史影響的著作,如《中國歷史通俗演義》、《呂著中國通史》、《中國文化史》、《中華全國民俗志》、《舊話經典》、《老課本》、《老漫畫》等,以及創意組織原創作品,如《書館考究》系列——《中國古代歷史與文明》、《三國人物》、《兩漢人物》、《大秦帝國》、《大漢帝國》等,這些都是有大眾讀者的,是我們跳出館藏資源開發狹隘概念的創新性突破,而且都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另一方面是對館藏文獻典籍的開發,這種開發完全是按特需出版的方式進行,即特定的讀者對象、特定的社會需求、特定的發行數量、特定的成本價格,比如《顏氏家藏尺牘》、《推十書》、《中國百年易學》、《翁同和未刊手稿》、《俞曲園手札》、《辛亥革命未刊手稿》等。這些開發既有使稀缺的文獻典籍得以重現為現實服務的價值,也產生了很好的經濟效益。
“老課本”的熱銷,更堅定了我們不斷研究拓寬對館藏資源開發的信心,用差異化來突出我們出版社產品的鮮明特色,擺脫出版社間在同質化的品種中相互消耗、火并的怪圈。
積極推廣“老課本”
現在,我社網站關于“老課本”的任何一點信息都會成為媒體捕捉的情報。因此,充分發揮我社網站的作用,正面引導關于“老課本”的宣傳,不介入社會上的是非爭論,不介入對現行教材的任何評說,理智面對。此外,我們的網站要及時傳達“老課本”的出版發行信息,為讀者提供找書的便利。
此外,我們要對市場的需求做周密的調查和理性的把握,把握好總量的度,對不同地區和不同發行渠道的能量需求有較為準確的把握,做到按需求盡快到位,按能量控制批量,按實際銷售合理添貨補充。對實際需求做到添貨及時,不盲目,不發熱,爭取效益最大化。
老開明國文課本始末
□葉至善
72年前——就是1932年,上海開明書店出版了一部初等小學用的國語課本,共8冊。我父親葉圣陶(紹鈞)先生寫的課文,父親的好友豐子愷先生繪的插圖。課本一上市,果然有點兒轟動,受到了教育界的普遍贊譽。尤其小學教員,他們說有的教材內容陳腐,語言枯燥,插圖呆板,孩子們見了就厭煩,哪兒來的學習興趣。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教科書本該編成這個樣子。我父親和豐先生受到了鼓舞,1934年,又完成了高等小學用的4冊國語課本。
父親和豐先生編這12冊課本的時候,我已經初中了;70年前的瑣事,我還能想起一些來。父親寫的課本,尤其是歌謠,有些我還能背誦;豐先生繪的插圖,我還記得一些輪廓。初小第一冊第一課只兩行;一行是“先生早!”孩子們的口吻;一行是“小朋友早!”老師的口吻。兩句話都很短,初學的聽一遍就會;7個字中有一個是重復的,論生字只有6個,筆畫都不多,間架又清楚,容易認,比著寫也方便。把這兩放在第一冊開頭,似乎還有些講究。開學的那天,初小一年級是頭一回跨進學校,覺得什么都既新鮮又陌生。見著老師,他們上前去鞠了躬,問了好;老師微笑著歡迎他們。等到上國語,老師發下課本,他們翻開一看,方才那溫馨的一剎那原來已經寫上課本了,還有像快照似的插力哩。插圖上畫著校園一角,葉綠花紅的美人蕉開得正盛,正是初秋時節。教課的老師如果善于啟發,定能使孩子們感到學習的快活,逐漸養成觀察和思考的好習慣。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上海開明書店正處在火線上,受到了很大的損失,許多書籍只好停印,包括所有的小學教科書。直到1980年,父親已經到了我現在這個年紀了,有人約他寫一篇《我和兒童文學》,他才回想起半個世紀前,曾編過這樣一部小學語文課本。他說這部課本初小8冊,高小4冊,共400來篇課文。400來篇,“形式和內容都很龐雜,大約有一半可以說是創作,另外一半是有所依據的再創作,總之沒有一篇是現成的,抄來的。”又說,“給孩子們編寫語文課本,當然要著眼于培養他們的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須符合語文訓練的規律和程序。但是這還不夠。小學生既是兒童,他們的語文課本必得兒童文學,才能引起他們的興趣,使他們樂于閱讀,從而發展他們多方面的智慧。當時我編這一部國語課本,就是這樣想的。”
《開明國語課本》絕版將近70個年頭,早已很難尋覓了。忽然傳來喜訊,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居然找到了一部完整的,將作為“文獻”影印出版,書名簡單明白,就叫《開明國語課本》。我高興之余,遵囑寫了這篇說明。
兒童教育工作者豐子愷
□豐一吟
在《辭海》的“豐子愷”條目中寫著:“豐子愷(1898~1975)現代畫家、文學家、美術和音樂教育家。……”雖然人們對豐子愷的認識,主要是漫畫家和文學家,但實際上“教育家”貫穿著我父親的一生。父親從培養師資的浙江第一師范學校畢業出來,就到上海師范專科學校教圖畫。后來去日本10個月。回國后,又在春暉中學、立達學園等學校教圖畫音樂,以及抗戰時期的浙江大學、國立藝術專科學校等校教美術理論。而其實,他不僅是美術和音樂的教育家,而且還關心兒童教育,雖稱不上兒童家,至少也可算是兒童教育工作者吧。
眼前這本《開明國語課本》就是最好的證明。這本書出版于1935年,是由葉圣陶先生編寫,我父親書寫并畫插圖的。
我一看到這本書,就想起我們小時候在家里誦念的情況。那時候,念這書的主要是我姐姐們。我還小,只是在一旁聽聽。聽也聽熟了。記得我大姐后來對我說:有一篇課文很有意義。她念道:“爸爸在園里種菜,弟弟問:‘為什么不種花?’爸爸說:‘要種的。先種菜,后種花。’”大姐接著對我說:“這28個字含有很深的意義。看起來是講種菜種花的事,其實這里有一個大道理:既要注重吃,又要懂得愛美,兩者不可偏廢。但還是有主次之分。”這番話我至今還記得很清楚。
葉圣陶先生和我父親合作的《開明國語課本》,可說是兩人友誼的結晶。打那以后,葉先生對我父親還有過兩次決定性的影響。一次是在全國解放前夕。父親喜歡南國廈門的溫暖氣候,但還是念念不忘那四季分明、春紅秋艷、富有詩情畫意的江南。他怕將來萬一成了南北對峙的局面而回不去。正在躊躇之中,葉先生從北方來了一封信,勸他趁早北返江南。
回上海以后,葉先生(當時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得知他學了俄文,就約他翻譯蘇聯的音樂美術教育參考書。這工作使得父親精神有所寄托,也解決了一家生活經濟來源的問題。由此可見,葉先生和我父關系絕非一般。
父親對兒童的關愛,是自始至終的。他不僅畫了這本教科書,后來還寫了不少兒童故事,畫了不少兒童畫。兒童教育在他心目中一直處于重要地位。讀者都知道他不僅是一位喜愛兒童的藝術家,甚至是一位兒童崇拜者。他稱自己為“老兒童”。
你們看:他為兒童寫的教科書,一個個字就像鉛字排出來那么工整!可見他對兒童的事絕不馬虎。
得知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要出這本書,我是由衷地高興:我終于可以見到老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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