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光黔介紹，定扒造紙廠偷排案件涉及的對被告排放的污水進行取樣分析檢測的費用，是由原告向基金會提出申請，基金會根據環保法庭的審核意見先行墊付的。

　　“設立援助專項資金，可以擴大公民對環境公共事務的有效參與，推進環境決策的民主化進程。”基金會秘書長劉俐莎說，“資助環保組織打環境公益官司，不違背基金會的宗旨。這是基金會第一次資助環境公益訴訟案件，今后肯定還會資助。”

　　建議成立生態司法保護基金，鼓勵更多的人維護環境權益

　　定扒村造紙廠偷排案的一審判決，只判決了造紙廠賠償訴訟費和律師費，沒有判決企業排污造成的損失費，預計偷排造成的損失達千余萬元，環保法庭最終決定發函給環保部門予以追究征收。

　　蔡明庭長解釋，環境公益訴訟案件的判決，沒有多少先例可循，大家都在探索之中。之所以這樣考慮，是因為提起訴訟的環保組織不是受害方，接受這筆賠償不是很合適，而環保部門有處罰征收污染費的權利，所以慎重起見，以發函的形式函告環保職能部門處理。

　　“應該設立專門的生態司法保護基金，基金可以用于三個方面：環境公益訴訟、恢復被破壞的生態環境、對環境公益訴訟中的受害人提供救濟。”蔡明說。

　　具體到一個環境污染案件，污染了河流、土地、森林、農田、魚塘等，損害了多個所有權主體的合法權利，而污染企業又無力支付賠償費，那么生態司法保護基金就可用于恢復被破壞的生態環境及賠償被害人等。

　　生態司法保護基金，一部分可由政府投入，其余的可來自環保案件判決款、被告人自愿繳納的賠償金及社會捐助。有關專家認為，這樣做有利于減輕環境公益訴訟的成本，有利于鼓勵更多社會組織和個人參加到保護環境的隊伍中來，調動他們參與環境公益訴訟的積極性，形成人人保護環境的良好氛圍。

　　“環境公益訴訟不能光靠公益組織和個人，還需要政府職能部門和檢察機關的積極參與。”蔡明呼吁，目前我國社會公益組織的發展程度相對落后，經濟基礎還比較薄弱，群眾參與公益訴訟的意識還不強，政府職能部門應該發揮主導作用，逐步形成政府主導、公益組織和個人參與的環境公益訴訟制度。

　　有人認為，環境保護應該優先使用行政手段，不能一上來就動用法律，因為一旦告到法院，就表明職能監管部門不作為。對此，蔡明認為，不告不理，法庭不能主動找案件。要想發揮環境公益訴訟的積極作用，需要環保法庭、環保行政管理部門、檢察機關、公安機關緊密配合。在環境公益訴訟中，環保行政管理部門也可以當原告。

　　如今，隨著生態文明建設的深入，貴陽市逐步形成法院、環保部門、民間環保組織、法律工作者、環保基金會等各界人士聯手打擊環境違法行為的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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