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聽丑聞將如何改變傳媒業
2011-07-12 08:55 來源: 責編:王岑
- 摘要:
- 隱私權與探求新聞真相這對矛盾,隨著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時代的到來,再次成為近期熱議的話題,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國外。
【CPP114】訊: 隱私權與探求新聞真相這對矛盾,隨著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時代的到來,再次成為近期熱議的話題,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國外。
當中國公眾和精英人士仍在爭論,為打著探求真相旗幟而掀起的全民“人肉”浪潮是否合理合法符合道德時,英國媒體曝出的竊聽丑聞,不僅讓一個擁有168年歷史的著名調查性報紙關門,也激發了全球對傳媒業未來的新一輪討論。
分析人士指出,《世界新聞報》采用竊聽手段獲取新聞素材確實有違新聞道德,但如果因此走向另一個極端使傳媒業變得沉悶且僅為社會精英服務,將同樣是一場悲劇。
不能剝奪“好打聽”特質
為了揭示社會的陰暗面,調查新聞記者會使用各種惡劣的手段:私密錄音和攝影、假冒身份,當然還有竊聽。從維基解密到國會議員花銷的各種報道,最受贊揚的記者往往都會超越法律的界限。這種行為是否應該全面禁止是一個需要嚴肅考慮的問題。
《金融時報》的社論指出,有關媒體監管的改革是必要的,但必須謹慎實施。改革者需要避免讓人產生一種感覺,即最近受到報銷丑聞等事件重創的英國政客們,正在利用這樁竊聽丑聞保護自己、權勢之人和名流不受法律監管。
媒體自由是民主的一個支柱。它充滿活力、挑戰權威、“好打聽”,能夠讓權勢人物為自己的言行負責,這些特質萬萬不能被剝奪。因此,對媒體行業操守展開的調查,不僅應著眼于如何制止媒體不當行為,更應著眼于如何保證媒體能繼續行使它至關重要的社會職能。調查應該有兩個目標:不僅要確保不再出現鼓勵竊聽行為的做法,而且要確保媒體能夠繼續擁有和使用報道真相的工具。
有些人可能會警告稱:《世界新聞報》及其競爭對手奉行的“聳人聽聞”的風格,必然會造成不負責任的態度,導致竊聽這類行為。但絕非如此。正如知名編輯休·卡德利普所說:“聳人聽聞并不意味著扭曲事實。它意味著對事件進行生動且戲劇性的表述,由此對讀者心理產生強大沖擊。”媒體是可以做到充滿活力又不破壞規則的,不管是網絡媒體還是印刷媒體。
不能僅僅為精英服務
英國對媒體所有權高度集中的容忍,無疑促成了一種文化,即新聞集團等強大所有者的行為不受質疑。現有監管體系有改善空間,同時報紙自身必須糾正濫用行為。任何一個規模大到必須接受競爭監管的媒體機構,都不得脫離這種監管。
有關隱私權的問題需要對公眾利益和責任有個更明確的定義。一個具體的新聞調查是不是為公眾的利益服務?這里總存在著一個主觀的判斷。
《衛報》認為,沒有一個國家擁有堪稱完美的傳媒。美國人的文化讓他們在一些敏感的話題上會進行自我審查,特別是在“9·11”之后出現了對官方的過度崇敬。
上周的竊聽丑聞如果很快消散或僅僅帶來媒體從業人員行為上的細微改變將會是一個悲劇。而一個沉悶、被“劫持的”,僅僅為了精英服務的媒體也同樣將是個悲劇。緊要之務應該是為傳媒業帶來新的一面:記者將不懼怕挑戰權威,而那些犯錯誤的記者、冒犯被采訪者的記者可以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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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人士指出,《世界新聞報》采用竊聽手段獲取新聞素材確實有違新聞道德,但如果因此走向另一個極端使傳媒業變得沉悶且僅為社會精英服務,將同樣是一場悲劇。
不能剝奪“好打聽”特質
為了揭示社會的陰暗面,調查新聞記者會使用各種惡劣的手段:私密錄音和攝影、假冒身份,當然還有竊聽。從維基解密到國會議員花銷的各種報道,最受贊揚的記者往往都會超越法律的界限。這種行為是否應該全面禁止是一個需要嚴肅考慮的問題。
《金融時報》的社論指出,有關媒體監管的改革是必要的,但必須謹慎實施。改革者需要避免讓人產生一種感覺,即最近受到報銷丑聞等事件重創的英國政客們,正在利用這樁竊聽丑聞保護自己、權勢之人和名流不受法律監管。
媒體自由是民主的一個支柱。它充滿活力、挑戰權威、“好打聽”,能夠讓權勢人物為自己的言行負責,這些特質萬萬不能被剝奪。因此,對媒體行業操守展開的調查,不僅應著眼于如何制止媒體不當行為,更應著眼于如何保證媒體能繼續行使它至關重要的社會職能。調查應該有兩個目標:不僅要確保不再出現鼓勵竊聽行為的做法,而且要確保媒體能夠繼續擁有和使用報道真相的工具。
有些人可能會警告稱:《世界新聞報》及其競爭對手奉行的“聳人聽聞”的風格,必然會造成不負責任的態度,導致竊聽這類行為。但絕非如此。正如知名編輯休·卡德利普所說:“聳人聽聞并不意味著扭曲事實。它意味著對事件進行生動且戲劇性的表述,由此對讀者心理產生強大沖擊。”媒體是可以做到充滿活力又不破壞規則的,不管是網絡媒體還是印刷媒體。
不能僅僅為精英服務
英國對媒體所有權高度集中的容忍,無疑促成了一種文化,即新聞集團等強大所有者的行為不受質疑。現有監管體系有改善空間,同時報紙自身必須糾正濫用行為。任何一個規模大到必須接受競爭監管的媒體機構,都不得脫離這種監管。
有關隱私權的問題需要對公眾利益和責任有個更明確的定義。一個具體的新聞調查是不是為公眾的利益服務?這里總存在著一個主觀的判斷。
《衛報》認為,沒有一個國家擁有堪稱完美的傳媒。美國人的文化讓他們在一些敏感的話題上會進行自我審查,特別是在“9·11”之后出現了對官方的過度崇敬。
上周的竊聽丑聞如果很快消散或僅僅帶來媒體從業人員行為上的細微改變將會是一個悲劇。而一個沉悶、被“劫持的”,僅僅為了精英服務的媒體也同樣將是個悲劇。緊要之務應該是為傳媒業帶來新的一面:記者將不懼怕挑戰權威,而那些犯錯誤的記者、冒犯被采訪者的記者可以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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