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超級暢銷作家為何激烈批判電子書？
2012-02-16 09:01 來源：百道新出版研究院 責編：王岑
- 摘要：
- 暢銷小說《自由》（Freedom）和《糾正》（The Corrections）的作者喬納森•弗蘭岑最近發表了激烈的言辭，認為電子書對社會有害。
【CPP114】訊：近日，在哥倫比亞卡塔赫納（Cartagena）的一次文學藝術節上，《自由》（Freedom）和《糾正》（The Corrections）的作者，受歡迎的小說家喬納森•弗蘭岑（Jonathan Franzen）發表了一場反對電子書的言辭激烈的長篇演說。他將電子書稱作是“對讀者不認真負責的”和“對社會有害的”事物。不希望讀者在電子閱讀器上讀他的暢銷讀物。
“我所中意的技術是美國平裝版的《自由》一書，” 弗蘭岑說，“在我把水不小心灑在它上面的時候，它還能正常運行！所以它是一個特別棒的技術。而且，就算在十年之后也依然能正常使用。所以難怪現在那些資本家們對它恨之入骨了。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糟糕的商業模式。”
“我想，對于認真的讀者來說，持久耐用的感覺往往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體驗。在你的生活中，所有的事物都是易逝的，只有這個文本是亙古不變的。”
“50年之后，是否還有持同樣看法的讀者呢？誰還會對于持久存在和不易改變的事物有這般的渴求呢？我沒有能預見未來的水晶球。”
“但我確實擔心，如果沒有這樣可以永續存在的東西，這個世界將變得難以正常運轉。”
弗蘭岑不是發出反對電子書言論的第一人，但他或許是第一位敢對電子書明確發出定罪論的人士，他認定電子書與公正或責任體系相左。他解釋道，紙質書的永存性讓他感到放心，而對于存在不斷變化可能性的電子書他心存疑慮。
“或許沒有人會在乎50年后是否有紙本書，但我不是，” 弗蘭岑說。“我在讀一本書時，我是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和場合實實在在地觸碰一個實體對象。事實是，每每在我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的時候，我就感到——還是那句話——無比的踏實安心。”
“有些人確實在極為用心地讓語言表達恰到好處，以一種他們希望的方式表述出來。他們對這些語言如此確信，所以愿意將它們印出來，讓文字固留在紙張上。閱讀器屏幕總讓人覺得，我們可以刪除這些內容，改變它們，自由移動它們。所以，對于像我這樣對文學癡迷的人來說，這種形式遠不夠永恒。”
英國的《衛報》稱，這已經不是弗蘭岑第一次發出公然反對技術的言論了。他本人在寫作時就習慣將他的電腦以太網端口封閉，好讓自己遠離互聯網。并大放厥詞稱：他對于那些在工作室接上互聯網的作者們能創作出好的小說作品表示懷疑。他也因這個怪癖而廣為人知。
他似乎也已將他對于新技術的批判加入了他的小說作品《自由》中，借由小說主人公沃爾特•貝格倫德（Walter Berglund）的口說出。“這是讓我整晚無法入眠的東西，”沃爾特在小說里說道，“就是那些網絡信息碎片。這樣的問題無處不在。就像是互聯網或者衛星電視——從來就不存在一個中心，沒有共有的協議，只有數億個分散的噪音片段……。所有真實的事物，可信的東西，可靠的信息都不存在了。”
毫不奇怪，他的言論引發了爭議。
作為對他所說的“閱讀器屏幕總讓人覺得，我們可以刪除這些內容，改變它們，自由移動它們”的抱怨的回應，英國《每日電訊報》（Telegraph）的湯姆•施瓦斯（Tom Chivers）寫道：“他是認為電子出版商們能偷偷地撰改經典作品中的內容嗎？或許是在《貝奧武夫》（Beowulf）中加入星巴克的廣告，或者將政黨的政治言論巧妙地編進《簡愛》的文本中？說實話，我懷疑，這是一個典型的案例，一個非常聰明的人利用他相當出色的智力來粉飾其潛意識里的偏見，讓這個偏見聽起來像是個合情合理的論斷。弗蘭岑先生不喜歡電子書，他更愿意讀紙質書。但是他不能如此輕易地為其定罪，以談及‘永續性’和‘負責任的自我管理’的概念作為幌子來包裹他的偏激。”
贊同施瓦斯的觀點的人也覺得，弗蘭岑似乎是在通過用“有破壞性的”和“不嚴肅認真的”等言詞來貶低新技術以及使用新技術的人們（這其中也包括許多虔誠的愛書人士），以此為自己身為一名“勒德主義”（Luddism，意指強烈反對提高機械化和自動化程度的主張）人士的罪名找借口。
“我所中意的技術是美國平裝版的《自由》一書，” 弗蘭岑說，“在我把水不小心灑在它上面的時候，它還能正常運行！所以它是一個特別棒的技術。而且，就算在十年之后也依然能正常使用。所以難怪現在那些資本家們對它恨之入骨了。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糟糕的商業模式。”
“我想，對于認真的讀者來說，持久耐用的感覺往往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體驗。在你的生活中，所有的事物都是易逝的，只有這個文本是亙古不變的。”
“50年之后，是否還有持同樣看法的讀者呢？誰還會對于持久存在和不易改變的事物有這般的渴求呢？我沒有能預見未來的水晶球。”
“但我確實擔心，如果沒有這樣可以永續存在的東西，這個世界將變得難以正常運轉。”
弗蘭岑不是發出反對電子書言論的第一人，但他或許是第一位敢對電子書明確發出定罪論的人士，他認定電子書與公正或責任體系相左。他解釋道，紙質書的永存性讓他感到放心，而對于存在不斷變化可能性的電子書他心存疑慮。
“或許沒有人會在乎50年后是否有紙本書，但我不是，” 弗蘭岑說。“我在讀一本書時，我是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和場合實實在在地觸碰一個實體對象。事實是，每每在我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的時候，我就感到——還是那句話——無比的踏實安心。”
“有些人確實在極為用心地讓語言表達恰到好處，以一種他們希望的方式表述出來。他們對這些語言如此確信，所以愿意將它們印出來，讓文字固留在紙張上。閱讀器屏幕總讓人覺得，我們可以刪除這些內容，改變它們，自由移動它們。所以，對于像我這樣對文學癡迷的人來說，這種形式遠不夠永恒。”
英國的《衛報》稱，這已經不是弗蘭岑第一次發出公然反對技術的言論了。他本人在寫作時就習慣將他的電腦以太網端口封閉，好讓自己遠離互聯網。并大放厥詞稱：他對于那些在工作室接上互聯網的作者們能創作出好的小說作品表示懷疑。他也因這個怪癖而廣為人知。
他似乎也已將他對于新技術的批判加入了他的小說作品《自由》中，借由小說主人公沃爾特•貝格倫德（Walter Berglund）的口說出。“這是讓我整晚無法入眠的東西，”沃爾特在小說里說道，“就是那些網絡信息碎片。這樣的問題無處不在。就像是互聯網或者衛星電視——從來就不存在一個中心，沒有共有的協議，只有數億個分散的噪音片段……。所有真實的事物，可信的東西，可靠的信息都不存在了。”
毫不奇怪，他的言論引發了爭議。
作為對他所說的“閱讀器屏幕總讓人覺得，我們可以刪除這些內容，改變它們，自由移動它們”的抱怨的回應，英國《每日電訊報》（Telegraph）的湯姆•施瓦斯（Tom Chivers）寫道：“他是認為電子出版商們能偷偷地撰改經典作品中的內容嗎？或許是在《貝奧武夫》（Beowulf）中加入星巴克的廣告，或者將政黨的政治言論巧妙地編進《簡愛》的文本中？說實話，我懷疑，這是一個典型的案例，一個非常聰明的人利用他相當出色的智力來粉飾其潛意識里的偏見，讓這個偏見聽起來像是個合情合理的論斷。弗蘭岑先生不喜歡電子書，他更愿意讀紙質書。但是他不能如此輕易地為其定罪，以談及‘永續性’和‘負責任的自我管理’的概念作為幌子來包裹他的偏激。”
贊同施瓦斯的觀點的人也覺得，弗蘭岑似乎是在通過用“有破壞性的”和“不嚴肅認真的”等言詞來貶低新技術以及使用新技術的人們（這其中也包括許多虔誠的愛書人士），以此為自己身為一名“勒德主義”（Luddism，意指強烈反對提高機械化和自動化程度的主張）人士的罪名找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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