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市場觀察，同型號的數字印刷設備國內售價在百萬元人民幣以上，在美國折算成人民幣大概僅為60萬元，幾乎是腰斬。結果，由于固定資產的折舊低，數字印刷設備與傳統膠版印刷設備相比用工人數又可減少，自然是美國的數字印刷產品更富有市場競爭力。

  按照英國派諾咨詢公司的報告，數字印刷在全球及西歐市場的占比達到14%（其中噴墨印刷達到5%），比我國高很多。如果考慮到美國人均收入比我國高的因素，產品的性價比自然就更高。

  中美兩國同類數字印刷設備的售價差別較大，這中間是否有類似汽車、IT、醫藥等行業嚴重存在的“外企在中國定價高于國外”的情況尚不得而知。但因為數字印刷的設備及耗材都控制在國外供應商手中，發展數字印刷也就被外商扼住了喉嚨。唯有像CTP計算機直接制版設備一樣，待到內資制造企業介入，設備與耗材的生產不僅做到了本土化而且實現了國產化，快速擴張才會成為現實。

  按照上海印刷行業協會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時出版的《變革圖新》一書記載，數字印刷進入中國市場的時間并不晚，輿論推動數字印刷發展的熱情也很高，但時至今日，按照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印刷發行司公布的數據：2013年2488家主營或兼營數字印刷企業的產值是103億元，這個數字在當年全國10398.5億元印刷總產值中的占比僅為百分之一。這與西歐國家已經達到14%的比例相比，顯然還低很多，而且，只要對國外的依存度問題得不到本質解決，此狀況也難有改變。

  供求關系不同

  也曾有印刷企業的管理者告訴筆者，在美期間，他們參觀了由一對美國夫婦開設的規模僅為10來個人的數字印刷門店，10多年走過來，經營狀況穩定，良好的收益使得已到退休年齡的二老欲罷不能。但在國內，雖然數字印刷興起的時間還不算長，但類似傳統印刷那種同行間惡性競爭和門店轉讓的境況已經出現，讓人感慨。

  如何看待中美間的這一不同呢？說到底，是供求關系不同。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數百年前出版的《國富論》中說過：“某一行業，當許多富商都投入資本時，自然會降低這一行業的利潤。”通俗經濟學作者李俊在他所寫的《喝茶聊天經濟學》中也一針見血地指出：“從來都不是成本決定價格，而是需求決定價格。”正因為在一段時間內數字印刷產能急速膨脹，帶來了供大于求的現狀，競爭自然導致獲利能力下降。至于造成產能急速膨脹的原因，既有2008年爆發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因素，也有投資人急功近利、在選擇差異化經營上做得不夠等原因。

  那美國市場為什么相對穩定呢？因為他們步入市場經濟的時間比我們長很多，深知差異化經營之道，崇尚順勢漸進，勢頭好，追加投入，形勢嚴峻，收縮度冬。我們則是千軍萬馬、突飛猛進，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他們能夠忍受“2009年印刷業利潤虧損1.4%”的嚴酷現實，也能接受2013年全行業平均2.8%的低收益狀況；我們則難以接受印刷總量出現下滑的態勢，即便關停的印刷企業數量在日漸增多，但企業的基本信念應當是頂過寒冬、等待春天。

   市場引導方式不同

  中國印刷業的快速發展是在1983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加強出版工作的決定》以后，不少城市把印刷業視為是適合在中心城區發展的都市型工業、有助于富余勞動力安排的勞動密集型工業、低污染的綠色工業，積極推動發展。自此，外資、民營印刷企業如雨后春筍，先進的印刷設備在國家優惠關稅政策的支持下快速得到普及，粉碎“四人幫”后的一段時間內存在的“北書南印”“出書難、買書難”的問題得到本質改觀，中國的印刷產業也快速走到世界印刷的前列，成為發達國家印刷品的加工者。

  但是誰也不曾想到，從數年前開始，印刷成了需要花大力氣治理的、帶有環境污染的行業，上規模的印刷企業紛紛從中心城區搬向市郊，勞動力成本的持續上升也讓印刷企業感到不堪重負。值得慶幸的是，在2013年召開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政府明確了在資源配置中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市場才是主角。

  對美國市場來說，美國印刷業自2008年以來一直步履維艱，究其原因完全是金融危機因素所致，是互聯網的出現、多媒體的普及應用，促使原本以加工為市場定位的傳統印刷必須要有質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