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經濟發展第二階段的中國正面臨著諸多挑戰，過去的成功因素正變為未來發展的桎梏，中國經濟在未來維持投資率和投資資本收益率的固有平衡變得越來越困難。

  首先，繼續保持40%以上的高投資率變得越來越不可能。“三廉價”（廉價資本、廉價勞動力、和廉價能源）的時代已經結束。中國的高投資率很大程度上歸結于高儲蓄率。經濟學家們絞盡腦汁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理論去解釋中國的高儲蓄率，指出的原因包括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勤儉傳統，欠發達的金融體系所導致的投資渠道的缺乏，社會福利系統和養老制度的滯后，甚至包括男女人口比例失調等。

  經濟發展進入第二階段的中國，因為人口結構逐漸老齡化，維持高儲蓄率在未來會變得越來越困難。因高儲蓄而形成的低實質利率也難以維系，投資的機會成本將大大增加，這些都將降低實體經濟的投資率水平。與此同時，長年累月的高投資已經導致中國大面積的行業出現產能過剩，未來繼續靠投資拉動經濟成長的空間在迅速縮小。

  此外，“企業化”的地方政府作為經濟生活的重要參與者，因為軟預算約束和道德風險，地方政府大肆投資已經導致地方政府債務高企，未來投資規模必將受到極大的限制。最后，中國過去十年的高投資率很大程度上歸結于房地產市場的投資，但扭曲的房地產價格使得未來房地產市場投資繼續大幅上升變得越來越不可能。

  再看投資資本收益率。中國開啟經濟改革時是一個低收入國家，資本對勞動力的比例（capital-labor ratio）相較于高收入國家而言要低很多，這種背景下，中國經濟總體的投資資本收益率能保持在比較高的水平。整個經濟對資本投入處于一種嚴重饑渴的狀態，資本的邊際收益率比較高。這一因素，再加上中國大量勞動力從農業轉向非農業時所帶來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解釋了中國經濟發展第一階段呈現的較高的投資資本收益率。但經過三十多年快速發展，中國經濟的資本總量已經大幅提升，資本的邊際收益率開始呈現下降趨勢。

  同時，制約投資資本收益率進一步提高的結構性因素也在凸顯，尤以中國在制度基礎設施建設上的薄弱為甚。例如，在生產要素市場上，中國市場化的推進頻遇障礙，國家仍然牢牢控制著生產要素市場。這至少帶來兩個后果。其一，當國家牢牢控制生產要素市場時，生產要素的配置肯定受到國家政策或是影響國家政策的利益團體的引導，投資資本收益率高的企業不一定能夠得到足夠的生產要素去發展壯大，從而影響到中國經濟的投資資本收益率；其二，生產要素市場的市場化進度不夠，容易導致生產要素的定價扭曲，從而起不到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不利用生產經營的效率化。中國經濟在第一階段的發展是一種粗放式的發展，這很大程度上與生產要素市場市場化程度不足有關。

  進入“新常態”的中國經濟急需改變靠投資率拉動經濟增長這一模式，這就要求中國經濟在再度啟動改革時將增長模式從投資拉動轉為消費拉動，由粗放式經營轉為效率驅動。只有當中國企業能夠確實提高投資資本收益率時，降低投資率才不會影響到經濟增長率。未來十年甚至更長一段時間，植根于中國經濟生活的各種結構性因素彼此關聯，交互作用，將以一種非線性的方式深刻地影響中國經濟的投資率和投資資本收益率，決定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速度和質量。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二階段，我們需要尋找投資率和投資資本收益率之間的新平衡，而這種新平衡將更加倚重投資資本收益率而非投資率。